他的名氣大得讓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2)

就像一扇轉動的玻璃門，進去時你還是個傻裡傻氣、「鄉氣（相對於『洋氣』，上海人用得同樣多的另一個詞）十足」的「外地人」，出來時，你好似換了個人，完全像那位《霓虹燈下的哨兵》里的黑大兵，無論如何都不肯再穿腳上的那雙補丁襪子。倒不是什麼忘本變修，而是終於搞明白穿黑皮鞋是不可以配白襪子的。就像喝咖啡不能攪動那把小勺兒，脖子上掛了金鏈子就不必再添一圈水晶珠子，你開始學習現代公共生活里最基本的條條框框。許多的改變終生受益，瑣碎、不值一提，但卻必不可少，大上海讓你在這裡得到一張從容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門票，你漸漸掌握了人類生活中逐漸形成和必須要服從的約定俗成，不至於被逐出某一條底線。這些，會構成你日後周轉於社會與人群中獲取自信與成功的必要基石。但是這個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穩、太驕傲，以至讓人疏於作更大的改變與創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經領略過那些被擯棄的，如果從未曾領略，從未曾到達，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無知。大上海真是一個大染缸，她讓我們只來得及接受她的熏染，掌握她的要領。她把文明的瑣屑一點一點灌輸給我們，消解了我們身上另一股衝動與掙脫的原始本能。這個陰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還真有點以柔克剛的軟功夫，把我們改造得舉止得體，榮辱不驚。我們浸潤在這樣的城市氣氛里，失去了一部分血氣。我們的思想也開始像身體外觀一樣，被束約在一架文明人得體的華車上，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戰車。無論如何，對於缺少強有力的行動能力的人們，上海只能是一個階段，一個過渡，不可長久地沉溺。她太過「大氣」，「高高在上」，讓我們忘了還有進取、創造一說。只有那個坐在對面的我們的導師余秋雨，他的語氣和態勢，並不像一個一般的上海人。他總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詞和句子煽動我們，好像要用它們作鞭子抽趕我們快點上路，快點撒開蹄子跑起來。現在想，離開我們，他會在書房裡再把那樣的話對自己說上好幾遍。那時他已無意一生湮埋在書齋中，他在戲劇專業里已獨領風騷，功成名就，但它們不足以展現和承當他所有的才華與思考，他正在尋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猶豫和不太確定的選擇，坦誠地傳輸給他的研究生們。他從不贊成我們「僅僅是謙恭地吸納、勤快地抄錄、廣泛地翻閱」，在他眼裡，那「並不是一種值得讚許的學習態勢」。他總在鼓動我們去「創造」——「離開了創造，就不存在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在文化活動日益豐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寫幾篇論文，甚至出幾本專著，都遠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亦即我們生命的意義，在於向社會提供確實屬於自身創造的財富。」「我們的智力水平和知識貯備，不是自炫的裝飾，而只是投入創造的資本。」「一個大學本科的畢業生考上了研究生，不應僅僅看成是一種學習過程的順向延續，而應該準備經歷一個心態上的重大轉移。社會既然已經鄭重地賦予你以文化創造者的使命，那麼，不要膽怯，不要畏難，趕快把自己創造成一個創造者。」「當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創造，你會感到，人類的活力、文化的光華，正在向你匯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獲得了高揚。」那些充滿激情、飽含一種迫不及待的行動態勢的話語，曾經是那三年裡他不斷地、反覆地向我們渲染和灌輸的。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國的起始。我們曾經經由他的身旁。我們被導引，並得到暗示。但毫無知覺。十幾年之後，他遠遠地扔下了我們，走得越來越遠，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我總說他不帶我們玩兒了。年少時，看多了毫無才氣卻削尖了腦袋要出人頭地的人，那樣的委瑣和輕卑。從來就不屑與那樣的人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無為而為的姿態。有一天卻突然發現，沒有以數量堆積的「東西」擺在那兒，有才與無才，其實不過換個說法而已。直到今天，我也沒能把自己的信息量發送到哪兒去。縱有萬丈創造的豪情，終是流於雞零狗碎，與一名文化創造者相去甚遠。總是從別人的驚訝里，讀出疑問，有時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個好的學生，不是他們認為的余秋雨的學生的樣子。於是傲慢佔據我，我會在陌生人面前假裝不認識余秋雨，和余秋雨沒有任何聯繫。芒索的真誠與坦蕩，開始讓我羞愧。我也開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誠的力量和勇氣。做余秋雨的學生是我的幸運，十幾年來成為可以談話和關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驕傲，別的那些真的那麼重要嗎？我知道有無數的年輕人喜歡他，追崇他。我還知道一些人不喜歡他，誤解他。更知道少數人在嫉恨他，中傷他。十幾年裡，我們一直在交流，除了讀他的文章，我更直接從他那裡學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讀者離他更近，這是真實的存在。迴避不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