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的絲誰能割斷(1)

車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裡面車快開動了，徐志摩還在寫信寫給林徽因的，尚未寫完車已開動徐志摩要衝過去遞給車下的林徽因恩厚之見他太傷感，就一把搶了過來替他藏起這麼多的絲誰能割斷１９２４年春季的一天，志摩在石虎衚衕七號院里，他的住房門外的牆上，掛了個牌子，上面寫著三個字：「新月社」。石虎衚衕七號的松坡圖書館，是一個古樹參天，王府似的大庭院，相傳是吳三桂的住宅，後來是裘文達的賜第。乃當年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志摩住的房子叫好春軒。揣想總務部主任蹇季常老先生，看到志摩住處掛上這麼個牌子，定然覺得好笑：任公和百里搞了多少個社，也不過爾爾，泰戈爾要來了就搞個新月社，這種應景的事兒能長久嗎？他是很喜愛志摩的。志摩曾將他寫入詩中。不說蹇季常了，就是其他人，怕也料想不到，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小牌子，昭示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個以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新文化團體的誕生。不光是一個文化團體，也可說是一個政治團體。倘若梁啟超偶爾來到館中，看了這塊牌子，他會作何感想呢？他的感想怕要與常人不同。作為當時中國一個重要政治團體「研究系」的領袖，游歐歸來之後，已將主要精力放在中國文化的建設上，用他的話說，就是要實現中國的文藝復伍這麼多的絲誰能割斷興。他的《歐遊心影錄》，實際就是一幅中國政治文化的藍圖。還敦促和他一起出遊的蔣百里撰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為達此目的，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控制學校，培養人才；二是創辦報紙，開啟民智；三是建立推進新文化的機構，以利實施。三項中，第一項基本上失敗了，一個學校也沒有控制在他們手裡。前面引用的舒新城給梁啟超的信，就是他們的第一項方案。沒有做到。就連提出這一建議的舒新城，後來也是以做中華書局編譯所主任出名的。做的最好的是第二項。張東蓀在上海主持的《時事新報》，藍公武在北京主持的《國民公報》，陳博生在北京主持的《晨鐘報》，後來改名為《晨報》，都成了卓有影響的報紙。其中《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晨報》的副刊《晨報副刊》，還成了新文學史上最有名的四個副刊中的兩個。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的，是第三項。當時建立的推進新文化的機構有三個，一是讀書俱樂部，后與松坡圖書館合併；二是共學社，設在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內，收集政治、經濟、軍事、文藝多種書稿，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叢書；三是講學社，由梁啟超、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共同發起，預定每年邀請一位國際馳名的學者來華舉行講演會，汪為招待會的主持人。一、二兩項均由蔣百里主持，講學社也由蔣百里任總幹事。杜威、羅素、泰戈爾、杜里舒等來華，都是由講學社出面邀請的。杜威是北大邀請而由講學社轉請的。說到這裡，不能不說到文學研究會。現在看來，這個文學團體就是在梁啟超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蔣百里具體籌劃成立的。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鄭振鐸主辦的《批評》半月刊創刊，附上海《民國日報》發行。《民國日報》正是研究系的主要報紙。正好這段時間，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張元濟、編輯主任高夢旦先後來到北京，曾拜訪蔣百里，表示希望結識北京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蔣百里轉達了鄭振鐸等人想辦文學雜誌的願望。１０月２１日，蔣百里介紹鄭振鐸去找張、高二位商議。張、高的意見是可以利用和改革舊有的《小說月報》，而不必再辦新刊。這樣的結果讓他們有些失望。此後蔣百里、周作人、鄭振鐸等人，多次在耿濟之家開會，決定先成立文學研究會以圖發展。遂於１９２１年１月４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成立大會，到會者二十一人，公推蔣百里主席，由鄭振鐸報告發起經過。鄭振鐸報告發起經過是可以理解的，為什麼會公推蔣百里做主席呢？論年齡，發起者十二人中，蔣百里三十九歲，朱希祖四十二歲，他不是最大的，可見還是看重了他個人的影響和在籌劃中的作用。鄭振鐸當時只有二十二歲，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上學，即將畢業。再看文學研究會是做什麼的。《文學研究會宣言》可以概括為兩句話，「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成立會上討論的事項有讀書會、基金募集問題、圖書館問題、會報問題、叢書問題、會址問題等。３月２１日，「假座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大堂，開一次臨時會」，討論的問題就更集中了，主要是擬編譯的叢書，已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如何具體落實。「當時在會者，共寫出十本以上」。這些工作，正是蔣百里主持的共學社的日常工作。而共學社收集的各種書稿，也正是「交由商務出版叢書」。留心一下，還會發現共學社就設在石達子廟的歐美同學會內，而文學研究會３月２１日的臨時會，也是假座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開的。或許是巧合，但也不能排除不是巧合的可能。細細尋按，可疑之處就更多了。比如文學研究會初成立時的文告，都是最先在研究系的報紙上刊出的。再比如，文學研究會主辦的《文學周報》，初名《文學旬刊》，起初是附在《時事新報》上發行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