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論詩(2)

詩歌的敵人當然總是企圖用石塊打她的眼睛，或者用大棒打她的脖頸。在從事這種勾當時，他們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要麼作為元帥個人，要麼作為光明的敵人，要麼是與詩人背道而馳的邁著蠢鵝步伐的官僚主義大軍。他們使某些人失望了，使另一些人灰心了，使少數人痛苦地改弦更張了。然而詩歌依舊似泉涌或者像血淌，或者用斷臂建設，或者在沙漠中歌唱，或者像一棵樹那樣聳立，像一條河那樣奔流，像玻利維亞高原的夜空那樣布滿繁星。詩歌陪伴著奄奄一息的人們，並醫活了他們的痛苦，將他們引向勝利；詩歌陪伴著孤獨的人們，像火一樣熾熱，像雪花一樣清新飄逸。她有手，有手指、有指甲，像春天一樣有蓓蕾，像格拉納達城一樣有眼睛，她比火箭更迅猛，比堡壘更堅固，她的根扎在人類的心田。在二OOO年，詩人們大概不會醞釀一場世界規模的瓜分詩歌的舉動。作為人類進步的緒果，作為人民發展和提高書籍與文化的結果，詩歌將進行再分配。詩人們大概不會指手劃腳或發號施令吧，儘管目前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正在這樣做，有些人做得極差，有些人稍好一些。但詩人將永遠是卓越的參謀，如果不聽他們的勸告，可要當心點。政府往往和人民有公開的聯繫。詩歌與人類的痛苦則有著秘密的聯繫。應該傾聽詩人的呼聲。這是一個歷史的教訓。在二OOO年，最新鮮的、在任何地方都是最時髦的詩人也許是一個叫做荷馬的、眼下無人問津的希臘詩人。我同意上述看法，而且為此我將重讀他的詩歌。我要尋求他的遺風，甜蜜而又富有英雄氣概，我要尋求他的詛咒和預言，他那大理石的神話和盲人的木杖。為了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我將按照荷馬的方式寫作。如此褲奇的風格，與美妙的大海融方一體的風格，對我來說，不會是壞事。然後我將打著伊塔克國王尤利西斯的旗幟到街上去。由於希臘人已經擺脫了牢籠，他們會和我一同創造21世紀的新風格。科塔薩爾與阿格達斯在科塔薩爾與阿格達斯的爭辯中，以憤怒來代替思考是無益的。這是一場如此深刻而又沒有終點的論戰，對於兩位傑出的評論家，說任何一方有理或無理，都是困難的。我一向認為，作為我們這些被拋棄的國度的作家，應該留在國內，保衛祖國。如果流亡異地，如果印第安人時刻遭受的苦難不在頭腦里生根，那些揭露他們悲慘命運的太平洋此岸的傑作是孕育不出來的。因此我的生活也許就是一種出走和歸來，就是一種為了歸來的出走。我曾經在許多地方棲身，但是並沒有離開這裡。在科塔薩爾、巴爾加斯·略薩圖163、富思特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中，有一種對美洲的執著的關心，一種植根於我們的現實的基調，一種屬於我們的輪廓，他們曾經多次以崇高的形式為我們把這種輪廓再現出來。這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在遙遠的地方，無論是否流亡，他們都比許多生活在大洋此岸的同胞更加具有美洲特色。對於從前貴族化的一代，我曾經表示懷疑，他們置身於歐洲，很容易忘卻我們自己的泥土和搖籃。那些作家收拾好行裝，去征服巴黎，不管困難與否，一到那裡便用法語從事寫作。我曾經與這種文化分裂症進行過激烈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但是維多夫羅用法語寫的許多詩句卻至今使我感動，更不用說已經被遺忘的厄瓜多卓越詩人甘果特納了，他青年夭折，一生中只用法文寫作。另一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們還有另一些作家，他們飽嘗艱苦，貧困，嫉妒和攻擊，在我們偏僻的國家裡，這些都是家常便飯。我常常感到芒刺在心，；想逃得遠遠的。文學的游擊戰是拉丁美洲環境的組成部分，在這種環境里，鍛煉了謾罵的專門人材。從年輕時起，我的家裡就充滿了文學氣氛，從父輩到侄輩，一齊向我發動攻擊。另外，在半殖民地文學的園地上，嫉妒是繁殖的、災難性的、長命百歲的。它的再生能力特彆強大，以致會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出現，當然了，它從來不會變成麥穗和麵包。它有極大的破壞性，而且是十分令人苦惱，它毫無營養價值。如果說像阿格達斯、阿萊格里亞、伊卡薩以及其他堅持在這塊粗獷土地上拚搏的小說家堪稱偉大的話；一代新型作家在本大陸的形成則有著新的意義。他們從遙遠的地方，以光輝的真理，或者像加西亞·馬爾克斯那樣，以本鄉本土的夢幻而成為我們的代表。我認為神奇的科塔薩爾和卓越的巴爾加斯·略薩也不例外，我對他們是了解的。因為重要的是實質。這些作家對我們正是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這是關鍵所在。因此在展開爭論的時候，應該而且也能夠自然地縮小已經產生或者將要產生的私人成見。這場文學爭論在本大陸有很多崇拜者，論戰的雙方都頗孚眾望，要說服任何一方都是困難的。就其深度來說，此事更加錯綜複雜。「世界的誘惑」，愛倫堡這樣稱呼我在與一位古巴民間詩人論戰時的普遍性傾向。這種傾向於古典主義和新型探索的「世界的誘惑」，它會將我們引向環境宇宙主義，引向暫時的表面化。這是一種危險。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