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在我心中(1)

段若川最近，電視和報紙報道，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幾經周折，終於回到了聖地亞哥，但是他作為終身議員的司法豁免權已被取消，看來，他終將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環球時報》上曾先後登載過兩幅漫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幅畫的是在英國的飛機場上，皮諾切特丟下他用來裝病的輪椅，快步如飛地跑上飛機舷梯，逃竄回國，那狼狽相叫人好笑又好氣。另一幅原登載在哥斯大黎加《聖何塞報》上，「可憐的」皮諾切特在「司法」的暴風雨下，撐著兩把保護傘，一把是「健康原因」，另一把是「豁免權」。但是，兩把傘都破了，都保護不了他，看來他是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統統都報。記得在1998年11月，當時我正在西班牙的巴倫西亞參加關於小說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國際學術研討會。11月25日，正值皮諾切特83歲生日，他的家人以健康原因要求英國法院釋放他，允許他回國，智利已經派了一架飛機在英國等候多日。但是英國法院否決了這一請求，於是皮諾切特的兒子在電視中聲淚俱下地控訴英國法院的「不人道」，說在他爹過生日的這一天給他的「禮物」竟是這樣一種裁決。但是這一裁決卻樂壞了我們這群人。我們是誰呢?首先我們都是研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學者，對這位巴倫西亞的傑出作家的自由思想、民主精神都很讚賞。可是在會下，原來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學者就顯得格外親近一些，比如，俄羅斯的、波蘭的，再有就是拉丁美洲國家的學者。對那些來自英國、德國、法國的學者就有點敬而遠之。當然，也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大菩薩」。也有一個年輕的美國人和一個中年的英國人喜歡跟我們這個「小團伙」一起湊熱鬧。在26日吃中午飯時，大家很自然地談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沒有想到的是，來自阿根廷的巴基塔，一位40多歲的教授會那麼激動，那麼喜形於色，她說：「我太高興了!我也是11月25日過生日，但是我從來都以與皮諾切特同一天過生日而感到羞恥，可是今年這個生日我過得太痛快了!」說著，她情不自禁地從桌子旁站起來，扭開了搖擺舞。古巴人，28歲的哈瓦那大學的系主任何塞，他那高興勁就不用說了。聖彼德堡大學的巴格內教授也喜氣洋洋。我看到大伙兒都那麼高興，就忘乎所以地提議為這件事情乾杯。3個阿根廷人，一個古巴人，一個俄羅斯人，加上我，都站起來大聲祝酒，但是美國人托馬斯和那個英國人，他們倆卻沒有吭聲。托馬斯還悄悄對我說，這牽扯到「人權」問題，他不能同我們乾杯。當然了，阿根廷人民也遭受過同樣的苦難，巴基塔本人就有由於反對獨裁統治而流亡國外的經歷。1973年被皮諾切特推翻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民選的人民團結陣線政府是得到前蘇聯和古巴的積極支持的，我們中國，在道義上也是支持阿連德政權的。我們都恨皮諾切特，他發動的軍事政變給智利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的民主進程來了一個大倒退。更不用說他在政變中實施的種種暴行了。對於智利人民的苦難，我雖然沒有親自目睹，但是它給人民心中留下的創傷我卻有深切的體驗。1994年2月，為接近著名作家何塞·多諾索，我來到了那個「世界之角」，在那裡待了半年。6月27日我和新華社記者楊建華和他愛人孟玉英一道，專程到聖地亞哥中央公墓去拜謁一座紀念碑。那是為紀念1973年11月11日軍事政變后的失蹤者和被皮諾切特當局槍決的「政治犯」而專門修建的。它是一塊白色大理石碑，有十幾米寬，八、九米高，樸實無華，就聳立在一堆堆巨大的河石上。石碑的左邊是政變后失蹤者的名字，密密麻麻；右邊是被處決的「政治犯」的名字，密密麻麻。每一個名字都代表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是天災，不是病痛，一聲槍響，他就永遠地從人間消失了。多少父母的疼愛，多少親人的關懷，一瞬間就化作了永恆的悲哀。而那些失蹤者給親人留下的是更多的痛苦懸念，一種絕望的希望!每一個被槍決者的名字前面都有一枚黑色十字架那不祥的記號。名字後面是他們就義的日子，最後的一個數目字，估計是死者的年齡：18歲，22歲，33歲，45歲，全是風華正茂的年齡。他們本應該活得更長久，享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是為了追求他們的理想竟離開了人世……我們滿腔悲憤地數著：被槍斃的有1395人，失蹤者有1044人，總共2439人。紀念碑前的一座小高台上的4個角落各有一座白色雕像，是4個年齡、性別各異的人的面孔，悲愴，憤怒，鎮靜，視死如歸。他們是失敗者，但是他們精神不死。石碑的左下角前方立著一塊小小牌子，上書：紀念失蹤者、被處決者基金會，1994年2月立。看到這塊小牌子，我們感到欣慰，「老皮」——在智利的中國人這樣蔑視地稱呼皮諾切特——雖然還活著，雖然還可以說他的威風不減當年，但是人們已經敢於開口了，敢於在他的眼皮底下樹起喏大的一塊紀念碑!當時我和小楊夫婦知道，「老皮」決不會有好下場，但是還是沒有預料到現在的情景!紀念碑最上面一行刻的是智利著名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聶魯達的詩句：我所有的愛都留在這裡，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