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2)

所以，全球化進程重新建構了個人的身份、生活方式、個人理想。傳統文化逐漸消退，家庭生活的方式發生了改變，性行為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這些都是社會學問題，是人們生活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時所遭受的衝擊。全球化強調的不是依賴（dependent），它最簡單的定義是「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我們的互相依存度變得前所未有地高。你最近在BBC做的一次演講中談到，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我們自己人為製造風險的社會，你能具體解釋一下嗎？社會越將自己與過去剝離，科學技術越創造出一個遠離自然的世界，我們就越是被迫去思考風險。因為我們面對的未來與過去是如此不相干，以至於我們無法對風險進行預測。我們身處的困境有很多，比如關於全球變暖的討論，你不得不相信它，因為它發生的幾率很高。但是你並不知道它會不會發生，等你知道的時候就太遲了。還有許許多多類似的新問題，都是我們一手製造的。你的主張是，我們應該更主動地參與這個世界，我們能夠重新設計這個世界，因為風險都是我們自己製造的？科學技術的發展讓我們能夠把握世界的某一個方面，但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更多未知的方面。社會學理論也同樣如此。以市場為例，市場理論能夠通行，是因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動力。你無法剔除不確定性，因為這太複雜了。在今天的市場中，每個人都在揣摩別人在做什麼，而其他人也在猜測這些人在做什麼。不光市場主義是這樣，環境主義也有類似問題。我們的問題頭緒太多，混亂不堪。就拿政府決策來說吧，當人們的健康遭受到某種威脅時，比如說前段時間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流行的禽流感，就會讓政府當局陷入困境：該不該告訴人們某種危險正在逼近？如果政府說出來但卻錯了，人們會說：你為什麼無端地要嚇我們呢？但如果政府不說出來，人們又會說：你怎麼回事？你知道這事卻不告訴我們？這個兩難處境很難解決，因為你無法事先知道風險究竟有多大。新的技術、新的食品製造方法、新的科學創新，許許多多都是你無法預知的。那我們是不是該更主動地去設計我們的未來社會？過去150年的歷史表明，這種主動設計往往造成巨大的危害？這就要求你要承認自己有可能會犯錯，因為你實在無法預知。比如說口蹄疫，沒人了解這種疾病，沒人知道該怎麼做，人們只能自己想辦法。一旦最初的辦法不適用，疾病就會極大地蔓延開來。類似的風險今天還有許許多多。我們無法預先對其加以控制，我們一開始也無法得知風險究竟會有多大。如果你將太多的風險通告人們，人們反而會毫不在意。所以，這是一個困境，尚未找到解決之道。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創立時，發起人是韋伯夫婦和蕭伯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批知識分子，如羅素和凱恩斯都活躍在這裡，那一代知識分子極大地受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你怎麼看如今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是否今天的知識分子階層正在衰落？是的，知識分子的位置正在發生改變，大學系統的地位也在發生改變。因為隨著我們所談到的通訊革命的來臨，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已經極大豐富的社會，大學已經失去了以往所有知識生產中心的壟斷地位。其影響之一就是，像你們這樣的人—媒體—的興起。因為媒體正在固定地生產和傳遞大量的知識。今天的知識分子如果想要獲得公眾的認知，就必須參與媒體。而這，你也知道，會損害知識分子的表達。這就是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兩難處境—我是不是該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而非與公眾的交流？我認為知識分子的角色仍然很重要。因為我們去理解這個難以把握的世界，而這個世界與過去相比又發生了很大變化。事實上，沒有人知道怎樣去面對這些變化。因此，知識分子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是全球學術界的超級明星，你也影響了工黨政府，你怎麼看自己在學術界的位置？不，我感興趣的不只是工黨，而是剛才我所提到的、在大變革環境下全世界社會和政治的重新建構。就拿關於「第三條道路」的爭論來說吧。這場爭論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應對先前所談到的這些變革，以及怎樣才能建構一個在全球市場中具有競爭力的社會。這也許是這個世界中所有社會都在面臨的問題。所以「第三條道路」的爭論可以出現在英國，也可以出現在中國。因為即使它們有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歷史，但卻面臨著相同的結構問題，全世界都在尋找解決之道。我感興趣的是，怎樣影響不同國家的中左派。他們正在考慮應該拿出什麼樣的政治決策，才能讓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社會變革的背景下實現左派的價值觀。這是一個宏大的任務。儘管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是知識分子的政治演進，因為我們必須應對新的變化。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政府正在進行著政治上的新嘗試，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會對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討論感興趣的原因。一生中最令你感到受挫的經歷是什麼？哦，我這一輩子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希望自己寫的書會更好，希望自己對這個世界帶來的影響會更大。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由不斷的失敗和挫折組成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