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方劍橋(2)

竺可楨無意這個「位子」。一是大學校長事務繁忙又要同官場打交道。他不善人際關係，自覺難伺候好部長或委員長，最主要的是，他放不下他的氣象研究所。他從事地理、氣象教學和研究已有二十多年，針對中國氣象學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頗有些國際水平的成果，在氣象建設方面，如氣象廣播、天氣預測、高空探測等都才開始，許多基本建設剛鋪開了攤子，特別是人才的培養還未成熟，這一切都使得他難捨難離。可是親朋好友大都支持他，特別是他的夫人張俠魂也希望他出任校長一職。最終他雖然決定出任大學校長，卻還有所保留，他只是將自己作為一個「橋樑」，一旦學校走上正規，就自動退出。竺可楨在上任之初，往訪陳布雷告以此意（實際上是通過陳布雷轉達蔣介石），並提出三項條件：「①財政須源源接濟，②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③時間則以半年為限。」⑥在得到委員長的明確承諾后，竺可楨走馬上任了。最初只想為下一任作為「橋樑」的竺可楨，在這個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三年，並將浙江大學辦成了全國最好的大學。一所普通的大學，在戰爭紛仍的環境里，迅速地脫胎換骨，成為中國的第一流大學，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史的奇迹。竺可楨打造浙江大學的形式與手段很多，概括起來可為三點：一、選聘優秀教授；二、增加圖書設備；三、獎勵優秀學生和貧寒子弟。三點當中，選聘教授最為重要。竺可楨認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的教育成功與否，系乎學風的優劣，而教授的人選，為教學質量和轉移學風的動力。白鹿書院、鵝湖書院之所以出名，就是因為有朱熹和陸九淵；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有湯姆遜、盧瑟福；哈佛大學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有羅伊斯等。為了讓浙江大學也能夠躋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楨「竭誠儘力，豁然大公，以禮增聘國內專門的學者，以充實本校的教授」⑦因抗議郭任遠軍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設備專款而辭職的教授一一都被請了回來，如陳建功，蘇步青，貝時璋，鄭曉滄、黃翼、蔡堡等，這樣的班底實力已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楨仍覺不夠，他專門將他的老朋友、物理學家、原交通大學教授胡剛復請來，並委以文理學院院長重任。化學家王進、農學家盧守耕、機械工程學家周承佑也陸續被請了進來，遠在山東大學任教的王淦昌也是這時候被竺可楨請來的。教育界素有門戶之見，蔡元培難脫此習，浙江大學也不例外，竺可楨卻打破了這個大學的積習，不問留美、留日、留歐，也不問南方北方，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委以重任。竺可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品格很快在教育界擊出波瀾，當時有一句頗為流行的話：為竺可楨而來。只要你有真才實學，並認為能夠勝任浙江大學的某個位置，盡可以向竺可楨寫信或當面陳述。多數情況下希望是不會落空的。談家楨（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遺傳學家、前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我是一個從小就在教會學校求學的學生，但是我只信科學，不信迷信的。在東吳大學畢業以後又進燕京大學研究所。到１９３６年，我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就想回國。那時想早些參加祖國的科學隊伍，與全國科學家一起為發展中國科學而努力。後來由於我的美國導師不准我走，結果又多讀了一年「博士后」。到１９３７年，我回國了。在當時，我的母校（東吳大學）要我回去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為那裡的「洋人味」太濃了。我希望能夠進一所我們國家自己辦的大學，扎紮實實地為國家，把科學搞上去。可是在那箇舊社會裡，各校派系林立，學術壁壘森嚴。一個教會學校出來的學生，要去國立大學教書，可以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事也湊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學（即朱元正先生）是東南大學的畢業生，他把我的情況寫信給他的老師胡剛復先生。不久竺可楨校長代表浙大給我寄來了聘書，要我去浙大生物系任正教授，並每月給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資。我那時才２８歲，受到這樣高的職位和這樣優厚的工資，有點意外。為什麼竺先生待我這樣優厚？我與他素不相識，既不是親戚，也不是他的學生。從宗派、體系等等各個方面看都掛不上鉤的。從這一點看，在他腦海中，沒有教會學校與國立大學之間這條「鴻溝」，他是一位大公無私、唯才是用的好校長。所以我這個「外來人」也能夠進得國立浙江大學任教了。其實竺可楨先生任用教會大學出身的學生任教授還不止我一個。後來聽說涂長望教授出身於滬江，譚其驤教授出身於燕京等，也都是教會大學來的。以後浙大搬遷到遵義時，竺先生還聘請了遵義地方的一位牧師方豪先生來教中西交通史。方先生在中西關係史方面很有研究（後來去復旦任歷史系主任了）。竺先生就是不管牧師還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見他聘用教會出來的教授決不是我一個人。……⑧蘇步青（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數學家、前浙江大學理工學院院長、數學系教授）：竺先生是最愛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師，他總是毫不猶豫立刻聘請，而且是千方百計地去聘請。所以許多有才幹的教授都肯來浙大任教了。談家楨教授是在１９３７年從美國回來的。竺先生立刻聘請，他來時才２８歲。後來章士釗的兒子章用和曾士炯從德國回來，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請。那時期正在搬遷期中，我們的歡迎會是在警報聲中進行的。因為竺先生愛才，所以他們也十分負責。有一次（在建德時）學生問章先生：「警報都響了，老百姓都已逃警報去了，我們還上課嗎？」「怎麼不上課。」「黑板掛在那裡？」「就掛在我的胸前」。這種精神，就是我們浙大教師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從未有用扁擔挑過東西，可是他在浙大隨校西遷時，就是自己挑著行李與學生們一起步行前進的。他當時還患有肺病，最後他病死在西遷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教授，如羅宗洛、梅光迪、王淦昌、盧嘉錫等等，也都是這樣請來的。再以後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教授來浙大參觀，他稱我浙大是「東方劍橋。」這句話，我是親耳聽到的。當時如無竺校長主校，浙大就不會有這樣高的榮譽。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