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生(1)

有一次母親對我說:「如果將來我要寫自傳，開頭會是這樣: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六周后，我告別人世。」奧黛麗出生后六周患上了嚴重的百日咳，她的母親，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個虔誠的基督教精神療治者。她相信上帝比醫生更仁慈更萬能。因此她沒有帶奧黛麗去看醫生，而是在家中虔誠地祈禱。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沒有聽到她的禱告，奧黛麗的狀況越來越糟糕。在幾次劇烈的咳喘后，小奧黛麗柔弱的身子終於禁受不住折磨，沒有了呼吸。「後來呢？」每次小奧黛麗聽母親講到這兒都忍不住會問。雖然關於那個嬰兒的命運，她已經聽過無數遍。艾拉會有些厭煩，但是禁不住奧黛麗的百般懇求，又會把那個故事的結局重複一遍：奧黛麗的小身子逐漸發紫，艾拉拚命地拍打她的屁股，奇迹發生了，小奧黛麗醒了過來，沒過多久，呼吸也順暢了。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沒有依靠任何藥物，沒有醫生的救助，小奧黛麗活了下來。艾拉堅信是她的虔誠感動了上帝。除了這件事，母親覺得自己生活平淡，不值得一寫。母親不善言辭，講話也盡量簡潔，她還保留著維多利亞時代的說話方式：謹慎、嚴肅、簡潔、直白，讓人覺得枯燥無味。祖母艾拉就經常批評母親：「你呀，可真是個無趣的人！」母親並不是真正的無趣，只是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閑談上，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給了她所熱愛的事業—她是一個好演員、好母親，還是一個偉大的親善大使。每隔幾年，就會有一些人找上門來，鼓動母親寫自傳，開出誘人的條件，允諾可以寫她想寫的任何話題。大多時候是經紀人艾文·拉納，但是他們每次都被母親拒絕了。作為一名公眾人物，母親經常會受邀參加一些電視訪談節目，在節目中被問及有關她的電影或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話題。在這些節目里，她可以暢談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感受。那些關於童年和加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動機的問題總會讓她回想起二戰時期她的家庭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難生活。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一些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和平、自由和民主，對當時的他們來說都是奢侈品。她告訴我們她的哥哥是如何吃下狗糧的，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吃。其他人吃鬱金香的鱗莖，因為沒有蔬菜。當時的麵包都是綠色的，因為沒有可以磨成麵粉的小麥，只能用豌豆粉來製作麵包。有時候我的母親需要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通過看書來忘記陣陣襲來的飢餓。她一直清楚地記得德**隊佔領荷蘭小城阿納姆的情景，那種恐懼成為了籠罩她整個童年時代的陰影，因為二戰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是在那裡度過。直到這座城市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他們才搬到了位於郊區的外祖父家。她的外祖父曾經是阿納姆市的市長，不過在那個年代，市長只是意味著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獲得更多的財富。當大轟炸開始后，他們發現這兒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周圍的農民非常熱情，願意拿家裡的農作物、家禽家畜和這些來自城市的難民一起分享。她還記得那時候一些商人利用戰爭的機會肆意抬高物價，家裡的錢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畢竟珍珠項鏈沒辦法填飽肚子。那個時候我母親還不認識羅伯特·沃爾德斯，這個荷蘭人後來陪伴她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2年。二戰後期，沃爾德斯也在阿納姆郊區的某個村莊中生活。後來我母親和他總是談起那時候的奇聞軼事：那時候有個農民總是用自己農場里的食物去交換很多值錢的藝術品，為了避免被德國人搶走，他修建了一個地下室，把那些油畫和雕塑都放了進去。戰爭結束后，他興奮地跑進地下室去整理他的財富，這才發現那些油畫和雕塑全都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對我母親來說，歐洲解放也是她第一次接觸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二戰期間我一直在荷蘭，在德**隊的統治下生活，根本沒有吃的。」她回憶說，「最後那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裡的食物已經所剩無幾，還要優先供給德軍。雖然我們還不至於餓死，但是由於總是吃不飽，我患上了嚴重的營養不良。幸好戰爭結束后不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和紅十字會一起進駐了我們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藥品和服裝。當時所有的學校都成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將銘記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我的幫助。」荷蘭是所有歐洲國家中被德軍佔領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它是最先被德軍侵略的國家之一，也是最後被盟軍解放的國家之一。盟軍在阿納姆附近打贏了解放全荷蘭的最後一戰，這次戰役後來被拍成了電影《遙遠的橋》。若干年之後，我母親在我父親擔任製片人的電影《盲女驚魂記》中擔任主角，扮演一名被一個精神病強盜折磨的盲女，而該片的導演是指導了前幾部007電影的泰倫斯·楊。這名英國導演在二戰期間是一支英國坦克部隊的指揮官，在拍攝影片時他驚奇地發現原來我母親在二戰期間都住在阿納姆，而正是他指揮的部隊在20年前肩負了炮轟德軍工事的任務，當時阿納姆城和周圍很多村莊都被炮彈打成了一片廢墟，其中包括我母親當時的鄰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