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戀愛」！？(2)

這裡，問題不在於是誰介紹胡也頻到《中央日報》編輯副刊，也不在於沈從文對此負有多大責任，而是當時胡也頻是否根本不知道它的性質。按照常理，丁玲的說法似乎難以令人置信，《中央日報》並非一家個人性質的報館，在並不太多的上海報界，了解它的背景，應該說不是太難的事。在沒有進一步的歷史材料證實的情況下，此事至少可以有這樣兩個解釋的原因。第一，1928年時期的胡也頻，也沒有參加左翼政治活動，他開始積極投入革命活動參加中國**，是兩年後的事情。此時的他，正是一個熱血青年，是一個迷戀文學的青年作家，對政治並非像以後那樣敏感。雖然他已經開始在京滬兩地的報刊上陸續發表作品，但和丁玲、沈從文一樣，文學處境、生活狀況仍然艱難。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有一個自己的文學陣地發表作品，並有一筆可觀的固定收入，畢竟是一件對他們三人都有益的事情。第二，在當時，一般來說報紙的副刊大多帶有一定的獨立性。它附屬於某一報紙，但在編輯方針上，只要不與報紙發生大的矛盾，編輯就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思想、文壇交往範圍來組織稿件，從而形成一家副刊的風格。現代文學史上，此種情況極為普遍。《紅與黑》的具體編輯，可以證實這兩點並非妄論。《紅與黑》自7月19日創刊到10月31日停刊，胡也頻共編輯了49期。僅僅三個多月，胡也頻一人就以胡也頻、沉默、宛約等名字，發表了28篇作品，包括詩、小說等，占他這半年發表作品的大半。丁玲在上面發表了3篇，也占她這半年發表作品數量的一半。從內容來看，胡也頻的作品雖然大多數抒發他對愛情、對人生的感受，且多數創作於北京時期，但是，有的作品，依然帶有對社會的批判，對黑暗的鞭撻。按照一般看法，似乎很難使我相信它們就發表在這樣的報紙副刊上。譬如，小說《墳》，80年代的評論家就這樣認為：「通過一個為民眾的先烈遇難、同情者被逮捕、墳場變為咖啡館和跳舞場的典型場景，極為濃縮地概括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屠殺中國人民的血腥罪行。」(余仁凱《「文藝的花是帶血的」》)胡也頻的另一首寫於1928年7月24日的詩《生者與死者》，也可以看作他對當時黑暗現實的控訴：假使我服了毒，自殺或跳海，我的靈魂變成煙，變成虛無，我不會再感著憤怒與苦惱，所以我覺得死是一位美的天使。我死了，但是我又深知：我生命的毀滅，決不是一種永久的記憶，一切忘掉我，將如同劊子手忘掉他的殘酷。那末，我的死，只等於自己抹煞去生存的符號?呵，我已經因追求而傷害了我的所有，我的青春過去了，黑暗代替了憧憬，似乎也應該珍惜我如期生命的余剩。因此我又活著——然而這也有緣故：我要用冷靜的眼光，縱橫於一切罪惡，細玩每一個人心的秘密。這樣的小說，這樣的詩，這樣的副刊，無須迴避它們同《中央日報》的關係。《紅與黑》副刊是在1928年10月31日結束的。它的停刊可能是丁玲所說的原因，但也可能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中央日報》是由武漢在1928年2月遷至上海出版的，但在同年冬天，就計劃遷至南京出版，並在1929年2月在南京正式出版。胡也頻辭去副刊編輯職務，與報紙的中止、遷移也許不無關係。另外，胡也頻的父親就在此時來到上海，答應貸款給他們創辦出版社。他們編輯的兩本刊物都是在1929年1月出版，極有可能，他們是為了集中精力創辦自己的事業而放棄副刊編輯的。其實，不管因為何種原因停止《紅與黑》副刊，這都不重要。歷史原因帶來的現象，就讓它成為他們文學生涯的一頁歷史。更何況這副刊這些作品，會以獨特的內容在他們共同的文學活動中，留下深深的印痕。隨著《紅與黑》副刊的結束，他們開始籌劃出版《紅黑》、《人間》雜誌，籌劃辦自己的出版社。他們躊躇滿志，希望為自己開闢一個廣闊的文學天地。他們一同租住了薩坡賽路204號一幢小樓房，他們有了自己的刊物，他們的文學努力，會由這些刊物留下雖不顯赫但卻是珍貴而久長的業績。然而，他們未曾想到，三個人的同住，他們這段時間的友誼，會在今後的一兩年時間裡，引來文壇滿城風雨，成為未來眾說紛紜的話題。「三角戀愛」，一時間成為上海灘上小報捕捉、渲染的內容。1938年上海《雷雨》創刊號上發表的《丁玲小傳》，可以看作當年對此事說法的一個概括：……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此後連續發表的小說無論在風格還是在闡明支那精神方面都顯示了深刻而重要的發展。胡也頻在二個月後從北京南下，沈從文也接著來了，他們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靜地同居。這種三角戀愛事件受到全國的詆毀。但他們並不以為慮。有時為妒嫉，或為經濟問題、思想問題他們激烈爭鬥過，但總的來說，他們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轉引自《沈從文傳》)在70年代80年代，台灣的一些研究者，在好幾種著作中，都曾提及這件往事。他們都不例外地談到沈、丁、胡三人曾在上海「大被同眠」，這給「三角戀愛」的傳聞，更平添幾分「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