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書(1)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軍發動布魯奈特戰役，以解救共和國首都馬德里被圍之險。

好幾個旅的國際縱隊投入戰鬥，傷亡慘重。叛軍有德國一百架飛機助戰。

救護車在公路上，目標暴露，雖然頂篷漆著巨大的紅十字，一樣被德國飛機追裘。

中旬戰事更緊，從前線撤下傷員越來越困難。他已經幾次躲過飛機追裘。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開了一輛剛修復的卡車改裝的救護車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聽到討厭的德國飛機又在狼嗥般撲來。

筆直的土路太窄，無法曲折前行，兩邊田野太暴露，已來不及撤下傷員。

他只能大踩油門，拚命加速，仔細辨聽飛機的狂吼聲，在俯衝到底最後的一剎那，他突然狠踩剎車，自己一埋頭俯身在座位上。

隨著剎車的尖叫，兩顆炸彈落在汽車正前方，爆炸氣浪幾乎把車掀翻，彈片打爛了引擎。

水箱破了，蒸氣帶著噓叫亂噴。飛機呼啦一聲又拔高了。他爬出車座，抖落一身碎玻璃，罵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髒的話，瞧著飛機遠揚。

後面車廂的護士，雖然他警告過，還是撞得不輕，傷員更是狂聲叫疼。

此時，馬德里正在召開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會，紀念西班牙內戰一周年，會議邀請他作為一個

「前線的詩人」去演講。他卻覺得不必去參加文人激昂的空談，前線也的確缺乏救護車司機。

畢竟，在炸彈的呼嘯中，行動，是最有力的詩句。卡車沒法開了，他只能等著後面一輛車接過傷員。

回到醫院，他立即換了一輛卡車開出去。這次他的運氣到了盡頭：一顆炸彈就在卡車邊上爆炸，半邊車廂與駕駛室都被炸爛。

後面的車趕了上來，把冒煙燃燒的車上活的人與死者搶抬出來。他被抬到愛斯柯利亞英國志願醫療隊，身上臉上蓋滿塵土血污。

醫生髮現彈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經不能動手術：手術只會加速死亡。

滿地傷員，醫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個護士專門照顧醫生不管的傷員，看到他躺在擔架上沒人理會，就用棉布沾水擦凈他的臉，想讓他臨死時稍微舒服一些。

可能因為開車時戴著頭盔，她發現他臉上連一道擦傷也沒有，臉色慘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極睡著了。

護士正要離開，看見他嘴唇啟動，好像有話要說，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睜開，但未能辦到。

護士俯下身，醫院喧鬧，但他的聲音還是聽得清楚：「我一生想兩件事：有個最美麗的情婦，上戰場。都做到了，我很滿足。」護士吃驚地抬起身來，端詳說話的這個人：他胸口繃帶已經通紅，還在快速滲血，紅殷殷地滴到擔架旁的地上。

他卻好像沒有什麼痛苦，說這些話時異常安寧。如此自我得意的遺言，很少從重傷垂死者嘴裡聽到，但不是沒有可能的。

戰爭正在進行，什麼都可能。他又說了一些話，這個以前是教師的護士覺得是拉丁語，但是太含混模糊，怎麼聽也聽不清，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從此沒有再醒過來。

夜裡，他與當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爾墓地。全身血跡斑斑的主治醫生，褪掉手套，洗了臉，坐下籤死亡證明。

這是每天例行的最後一道公事，他很機械地簽著，眼睛差不多要閉上了。

簽完最後一張，他順手把一大摞死亡證明磕整齊，才突然醒過神來，意識到簽過的紙片中，有一張，名字有點熟悉。

他找到那一頁，不錯，就是這名字——裘利安·貝爾。通知書寄給最近親屬，母親范奈莎·貝爾，地址是倫敦，布魯姆斯勃里，戈登廣場四十六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