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的一代(2)

彼時，圍繞萬載爆炸到底死多少人，在媒體、民眾和官員中爭論不休。我不知道李有沒有去數屍體。反正我沒有，就像讓我稍信給他的那個同事一樣，我們認為我們不應該數屍體，而要去做深度報道，探討江西退出花炮產業的是與非。我想，他的想法可能和我一樣，在深度報道和災難報道之間，選擇前者可能更討巧。畢竟，對一個全國上下高度關注的爆炸案作特別深層次的事故方面的探求，是地方政府所不喜歡的。回想一下萬載煙花爆炸案，真正的新聞是什麼？如果我們對死亡數字持懷疑態度，對地方官的為官品質持懷疑態度，那麼數屍體就是我們應該做的。至於評論云云，都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應該取代我們對新聞事實的探詢。再者，如果我們的新聞事實是錯亂的，又怎麼保證我們的評論是正確的？董橋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們的職責類同於史官，忠實地記錄是職業本身對我們的要求。可是，當我們將「痛苦」前面附上「向上的」定語的時候，當我們將痛苦視為一種階段性的過渡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將史官變為了史學家，將忠實記錄的職能演化為評論。在為進步主義價值觀所支配的第三條道路上，我們給出的不是史料，而是被我們的歷史觀所編寫的史論。如果我們今天的歷史觀是錯誤的，那麼我們對歷史的編寫豈不成了篡改？實際上，走上第三種道路是一種可信而不可愛的選擇。選擇它，並不是因為它本身這樣的選擇本身有多可愛，而是因為它在尷尬的現實情景中，是個各方面都比較討巧的選擇，夾縫之中的選擇。我們的尷尬，是時代的尷尬。我相信，在不確定的未來，記者們將不再遭遇這樣的尷尬。而今天的我們，別無選擇。我們是過渡時代中的過渡記者。無論是新聞思想，還是新聞技術，我們呈現給後人的都是我們的過渡性。多年前，赫爾岑的詩句說的好：「我們正處在既來自過去，又達不到將來的中間環節，我們既看不到黃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來的人啊，你們也許永遠不可能理解我們」。後來者將難以理解，我們為什麼要把文章寫得那樣曖昧，為什麼要把寫好的文章拿給有權勢的採訪對象審讀。後來者或許會在稿子見報前給被採訪對象看，但不會屈服對方的不正當要求，譬如將其中的某一段刪掉或者改寫。後來者或許還會奇怪，為什麼我們筆下轉型時期的富豪們除了身敗名裂者，怎麼都是時代的英雄，商界的奇才，沒有一個會像華盛頓郵報記者馬克-萊博維奇一樣，將甲骨文總裁LarryEllison寫成沒有教養的億萬富翁。這一切，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多麼地順理成章。因為，在中國做記者很難，就像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先生所說，「難在有很多不準」。這話，是劉在一年前說的，一年後這樣的情況已大為改觀，但是把我們推向尷尬境地的更大的力量----不成熟的市場經濟格局，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們不能一味地責備我們的採訪對象不理解或者不開放，有些時候他們也是無可奈何的，在中國這樣的環境里，他們要考慮官員，同行乃至更多人的意見，本來記者不應該替他們考慮這些，可是僅僅因為我們的一句話，就帶來他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甚至重大損失。另外，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是，他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的採訪，甚至於封殺你對他或者他所在的企業的新聞，作為一個記者，一旦所有的人都不願意跟你打交道，你一定完蛋了。在美國著名的財經媒體《華爾街日報》，記者是不能接受任何來自被採訪對象的「好處」的，而我們的傳媒，很多老闆經常希望我們可以節約一些成本，創造更多一些的廣告收益。我們作為記者，其實很多時候也在為收益而盤算個不停。我看我收在這本書中的文章，有些篇目看上去很「水」。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希望自己多拿稿酬。前些年，在獎金計件數字的背景下，我總是希望儘可能地讓報道長些再長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