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2)

在扒糞舉步維艱，傍大款讓人厭倦的兩難困境下，第三條道路幾成擺在有理想的新聞人面前的「華山一條道」。我記得2000年上半年，時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的張平和方三文找我加盟他們的團隊，就提出了這樣一種模糊的願景。只不過當時沒有這個詞，我們說的是「轉型」。後來，方三文主政南方周末編輯部負責一版時，把願景變成了現實，開始主動地朝這個方向努力。整個業界是怎麼走上第三條道路的，我難以清晰地描述出來。就我個人而言，則經歷了從投機到理性選擇的過程，一個並不短暫但也說不上漫長的過程。2000年底，瀋陽成了國內外媒體報道的重災區，原市長慕綏新原副市長馬向東落馬後，一大批官員牽扯其中，整個城市都陷落在**叢生的陰影中，全國所有的媒體都報道了這個城市的**，瀋陽民氣低迷。當時，我在中國《新聞周刊》，也想去寫瀋陽**，可是，一來我們的報道比別的媒體晚，二來我們曾經做過瀋陽的負面報道，估計官方接受我們採訪的可能性太小。於是，我把目光聚焦到瀋陽新一屆黨政班底，他們換屆之後的努力，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瀋陽方面對這樣的思路果然很配合。幾天後，我采寫了一篇《瀋陽新政》，以**為背景，既描述了舊班底的**過去，又報道了新班底的新政舉措。我在辦公室的評刊欄中，闡述了這樣做的緣由：我們總不能把所有的地方都得罪光，讓所有的被報道過的地方都去告我們的狀，那樣一來我們將積重難返，未來的報道就沒有辦法做了。如果每個地方的新聞事件，我們都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而單純靠線人或者計程車司機的傳言，我們報道的權威性如何樹立，我們雜誌「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的目標如何達到？從事後的效果看，《瀋陽新政》被轉載的頻率較高，瀋陽官方和讀者整體上都較為認同。在我看來，這樣的結果是一次投機的勝利。我認為，做建設者，而不是鬥士，是不得已而為之。新聞之所以被稱作無冕之王，被作為第四種權力，在於他的監督職能，在於敢於「暴光」。但是，當持民間立場的瀋陽的幾個教授也對《瀋陽新政》表示贊同的時候，我覺得它不應該僅僅是投機的勝利。或許，從報道的平衡角度，從新聞的技術角度，我們真的需要這樣一篇著眼於建設性的打氣的文章。正如遼寧省一位教授所說，瀋陽600萬人口總不可能時時生活在慕馬大案的陰影之下，他們也應該有晴朗的明天。我對新聞的建設性的朦朧構想，就是從這裡起步的。2001年11月我走入經濟觀察報的時候，它寫在報頭上的「理性，建設性」，使我原本模糊的源於投機的構想，越發清晰起來。現在，有些人經常嘲弄經濟觀察報的理性和建設性的虛偽，我想，這樣的嘲笑是沒有道理的，雖然觀察報有不少本來不具備這兩性的文章，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將之視為理想。很多時候，理想之所以是理想，是因為理想所標誌的那個高度我們還沒有企及。2002年1月6日，萬載特大煙花爆炸中的亡魂屍骨未寒，三十里之外的上栗爆炸聲再次響起，死亡再度光臨贛西。指責地方官僚，斥責不良廠商，抱怨無知亡者，這樣的報道在事故發生幾天後就鋪天蓋地，所有的怨氣都有自己的道理。然而，對經濟觀察報這樣一份經濟類周報來說，種種狹義的社會原因的分析，似乎和報紙的定位風牛馬不相及。為了不做社會新聞，我將報道的方向牽引到關乎經濟的制度設計：當貧困威脅農民生存機會，現實利益的要求大於死亡恐懼的時候，農民會作出什麼樣的比較利益選擇？當鄉鎮財政無法支付鄉村小學教師工資、學生失學的時候，鎮長們對花炮工廠的增長帶來的收益與可能的危險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當吃飯財政捉襟見肘政績工程乏資無術的時候，縣長們對伴隨花炮經濟而來的預算外收入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當農民、鎮長、縣長還有廠商的利益聯盟客觀形成的時候，江西花炮「斬監侯」的決策還能不能落到實處？當「退出」引來安全和繁榮是否悖論之爭的時候，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中國花炮業能否從瀏陽經驗中獲得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