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傳奇故事(1)

「卡帕：他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了不起的攝影家，而且是非常勇敢的攝影家。戰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壞運氣。對卡帕就尤其如此了。他是那麼生動活潑的一個人，想起他已經是一個過世的人，那可真是很難熬的一天啊。」恩內斯特·海明威，馬德里，1954年5月27日雖然卡帕在戰地拍攝遇難總歸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的運氣總有用完的一天——但是，他的死訊還是讓朋友、家人和梅格納姆的同事極其震憾。

約翰·斯坦貝克據說在巴黎糊裡糊塗地走了14個小時，這個消息讓他實在接受不了。

小約翰·哈蒙德記得，他母親珍米接電話的時候，他就跟她在一起。

「怎麼也安慰不了她——她後來一直沒有從他的死訊中恢復過來。他是她一生的最愛，他走了以後，她一切都變了。她成了一個極內向的人，不太愛社交活動，而且開始酗酒。也許他們現在已經在一起了珍米·哈蒙德死於1993年。小約翰·哈蒙德說，她從來都沒有放下對卡帕的愛。。」梅格納姆的員工，比如英格·邦迪，她當時在梅格納姆紐約公司工作，1954年5月份的那件事一直留在她心裡。

「我們簡直無法相信。真是太可怕了，極可怕的一段時間。」悲劇又一次發生在梅格納姆家族：5月16日，卡帕的門徒沃納·比斯柯夫在秘魯出了車禍，汽車從1，500英尺高的地方溜下公路，結果摔死了。

他的死訊過了九天才到達紐約——當時剛剛宣布卡帕的死訊。是邦迪把沃納·比斯柯夫的死訊告訴約翰·莫里斯的：「約翰，我得到極壞的消息。沃納死了。死了！」沃納的死讓莫里斯驚呆了，他跟他和他妻子羅塞琳娜是好朋友，而當時她正懷著這位攝影家的第二個孩子。

莫里斯從芝加哥回到紐約，「滿腦子都是幸福和悲哀的回憶」。當天晚上，《生活》雜誌的一位資料員打電話到他家裡。

「你聽到壞消息了吧？」她問。

「聽到了。」莫里斯回答說，他以為那個資料員是在說比斯柯夫。

「如果我問一些關於羅伯特·卡帕的問題，你不會介意吧？」

「卡帕？」又聽說卡帕去世，對於一個人的一天來說，這可實在是太多的壞消息。

不管怎麼說，他還得為梅格納姆的這兩位攝影師安排訃聞的事情，而且特別小心，不能讓比斯柯夫的成就為人所忽視——卡帕很有名，但比斯柯夫了不起的成就卻不為人了解。

第二天早晨，他見了悲痛欲絕的朱莉亞和康奈爾。就他記得的，朱莉亞不知道應該對她如此喜歡的兒子做什麼樣的葬禮安排。

但是，最後還是決定，不能夠在阿林頓國家公墓里埋葬。

「包勃是這個血腥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家，他不喜歡戰爭，也痛恨戰爭帶來的紀念碑和紀念品，」莫里斯寫道，「認真考慮過卡帕喜歡的巴黎彼埃爾——拉雪茲公墓，考慮了好幾個小時，格爾達·塔羅是葬在那裡，但自從格爾達之後，卡帕一輩子還有太多別的女人。」在這種情況下，紐約不上會堂的猶太人一般會交給殯儀館處理，但朱莉亞又不願這麼辦。

他是太特別的一個人了，不能夠放在一個無名無姓的地方作為結局。約翰·莫里斯最近幾年信了教友派，他建議在靠近阿蒙克柏切斯的一個會堂里舉辦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距紐約北部才一個小時車程。

讓比如朱迪·弗萊伯格等猶太人感到萬分吃驚的是，朱莉亞居然同意了這個建議。

莫里斯希望，教友派非正式和非宗教派別式的儀式，會成為很合適的一種送別辦法。

卡帕死後的那個星期天，柏切斯的會堂擠滿了人。愛德華·斯戴申站起來宣布：「向你們兩位致敬，羅伯特·卡帕和沃納·比斯柯夫。」來自全球各地的唁電在會上宣讀了，包括英格麗·鮑曼的唁電。

兩個星期後，卡帕安葬在阿馬沃克的一個教友派公墓里，離柏切斯北邊30英里。

只邀請了他的家人和密友。讓英格·邦迪覺得吃驚的是，棺材下葬的時候，有個年輕攝影師開始拍照。

她問莫里斯，是否可以上前請那個攝影者不要拍照。他走到18歲的德克·哈爾斯泰德身邊，並開始提醒他不要拍照，但後來又沒有再堅持下去。

「再說了，」他對邦迪說，「我們正在埋的人是誰呢？」

「我是在頭一個星期聽說卡帕死了的，」哈爾斯泰德回憶說，「完全驚呆了，因為那是卡帕，是我一向視為偶像的人物，而且因為我聽說他將安葬的地方屬於我在當地報紙劃定的報道範圍以內……我一直在墓地周圍轉，之後，送葬的隊伍就來了，棺材也出現了。棺材上面寫著『羅伯特·卡帕，攝影家』幾個字。我當時不習慣看到人們用貨箱裝屍體。」哈爾斯泰德拍下了卡帕葬禮的照片，他的職業生涯並不是從這裡開始騰飛的，但是，因為在那裡與莫里斯見面，導致他得到《生活》雜誌第一個拍攝任務。

他後來的一生贏得了眾多獎項，都是新聞攝影界人人羨慕的。1974年，他因為在越南戰場上的報道而獲得羅伯特·卡帕獎，那是大部分戰地攝影記者心目中最高榮譽的獎項。

《生活》雜誌和海外媒體俱樂部啟動了這麼一個獎，旨在獎勵

「需要在海外特別勇敢和有極強事業心的最佳攝影作品」。1955年，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人是霍華德·索楚來克，卡帕最後一次執行要命的任務就是臨時替代他完成的。

1993年，筆者問他，得知卡帕死訊後有何感覺，他回答說：「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他報道的路線本來是該我去的……如果卡帕再活三天，他本來可以返回東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