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冒險的和諧（1）

無力而無意識的忍耐精神，使王安憶的近年小說呈現出一種「不冒險的和諧」面貌。由於她的敘述語言秉承了母語的美感，甚至可以說秉承了准《紅樓夢》般的語言格調，這些作品的「和諧之美」便很容易被認為是對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承續與光大。對於導致這種表層美學效果的深層精神成因，筆者願意運用「冒險」這一極具魅力的文化概念，加以審慎的辨析。這裡「冒險」並非一個封閉的文化概念，正如哲學家懷特海自始至終所強調的那樣：「沒有冒險，文明便會全然衰敗。」「以往的成就都是以往時代的冒險。只有具有冒險精神的人才能理解過去的偉大。」【〔英〕懷特海：《觀念的冒險》，周邦憲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它主要指涉的是：在一個其合理性、公正性和創造性已日漸耗盡的秩序中，那些挑戰這一秩序的安全、常規與邊界的創造性思想與行為。當偽現實主義的僵化文學樣式、瞎浪漫的「革命」思維模式統治著中國文壇的時候，80年代的一些先鋒詩人和小說家展開的「形式革命」與「微觀敘事」就是一種生機勃勃的冒險，是創造性的藝術實踐；但是，90年代以後，當形式修辭與私人生活領域的禁區實際上已不復存在，而在社會思想領域卻雷區密布、公共關懷遭遇阻礙、絕對權力導致的社會不公與苦難真相被強行遮蔽的時候，藝術上不觸及任何群體或個人的真實險境的「形式革命」與「微觀敘事」則不僅不是「冒險」，不是創造性的藝術實踐，而且恰恰相反，它們充其量只能算「取巧」而已，對於整個文明說不上有什麼貢獻。因此，在這種語境下，在藝術作品中表達「自我」對「真實」的觀照與創造，以及「真實」對「自我」的影響與穿透，才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冒險。當然，何謂「真實」，又是一個糾纏不清的概念，我更傾向於一位紀錄片工作者對「真實」的界定：「形而上的真實也許是深不可測的黑洞，無法被現實的光穿透。或許，為了理解的方便，我們可以和應該用另一個問題來表述：我的真實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是基於什麼立場上的對真實的調查？說到底，真實是一種敘述方式，它必定要把藏在它背後的敘述者暴露出來，不管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隱藏著或躲避著，因為它一定是存在著的。那麼，於此存在的就是敘述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所以真實其實是一種價值判斷，它是基於價值立場上的敘述，它本身就是對價值立場的建構。」【呂新雨：《什麼是記錄精神？》，《東方》雜誌2002年第10期。】對於作家來說也是如此。選擇何種價值立場，便意味著選擇何種「自我」，何種「個性」，何種「真實」，何種敘述。在當下我們所身處的權力——市場化空間里，強勢集團對公共利益強行掠奪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正氛圍，弱勢群體由於幾無容身之地而產生的生存與精神危機，從整個社會的畸形生態中生長出來的實利主義與蒙昧主義相結合的價值取向，使良知尚存者恥於站在權力者一邊。站在無權者、被剝奪者的一邊，站在「沉默的大多數」一邊，是渴望真實的寫作者真正的冒險。是的，站在沉默的大多數一邊，對「真實」進行忠直的描述與勘探，在真實判斷之上反對愚蠢、無趣和謊言，進行勇敢的智慧、反諷與想象力的實踐，——如此底線性的寫作立場，竟然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種精神冒險。這種冒險不僅僅是對「責任感」、「使命感」、「道德感」等等存在於生命本能之外的倫理籲求的遵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自由、健全而廣闊的生命自我對於難度和有趣的必然要求。渴望有趣就會渴望難度，渴望「反熵」。在一個良知、真實和智慧均受到挑戰與否定的社會中，最有「難度」、最「反熵」的事就是反對愚蠢、無趣和謊言，就是追尋良知、真實和智慧；只有這種負重而冒險的行動才會誕生自由生命的真正張力，才會在人類文明的鏈條上接續自己無愧的一環。那種把「有趣」、「冒險」和「創新」局限於修辭領域的主張，實際上是一種盆景價值觀的產物，其結果是對自由廣闊的個體生命之域的人為貧窄化。相反，若把反對愚蠢、無趣和謊言的精神冒險實踐於文學創作的意義層面，則作家在思想和創造力的自由與解放中發出「真實之聲」的同時，必會帶來真正的修辭領域的創新。但同時，道德主義的教條化則也可能給「精神冒險的文學」帶來禁錮與傷害。如果「良知寫作」、「草根寫作」有朝一日蛻變為苦難與不公的平面展覽、憤怒與凄苦的廉價呼號，它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文學價值。文學是作家對世界的心靈介入，他（她）須首先了解的是自己的豐富的心靈，而非越過自己的內心，轉向對外部世象的博物學搜集。她（他）只有以自身豐富的內心體驗來描述自我與他人的世界，作品才會有「心的探討」、「生的色彩」與「力的表現」（顧隨語），他（她）才會寫出真的文學。「如何始能有心的探討、生的色彩？此則需要有『物』的認識。既曰心的探討，豈非自心？既曰力的表現，豈非自力？既為自心自力，如何是物？此處最好利用佛家語『即心即物』。自己分析自己探討自己的心時，則『心』便成為『物』，即今所謂對象。天下沒有不知道自己怎樣活著而知道別人怎樣活著的人，不知自心何以能知人心？能認識自己，才能了解人生。」【《顧隨全集3·駝庵詩話》，第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把「自我」作為「客體」、「對象」來探討，而非拿它當作自戀、自足的戲子來表演，並在對自心的深刻認知之上，延伸作家對整個世界的體認與表現，這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在對自我和世界的真實而無遮蔽的「心的探討」中，我們這個充滿禁忌的精神虛弱的世界，必將對此探討設置重重阻礙與困境，許多真實的思想必被禁止說出，許多真實而刁鑽的形象必被列為非法，許多汪洋恣肆的想象必不可以浮現。但是，也只有這種冒險性質的探討才是這個世界的精神精華，它們必須浮現。迴避這種冒險，一切皆在現有的規範框架內進行的文學，實際上違背文學的真正倫理與真正的精神。以此維度考察王安憶的小說寫作，我無法不產生一種深深的失望與遺憾之情。雖然從她的近年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她寫作技巧的純熟、對東方之美的敏感、把握人情世故的精準和捕捉生活細節的神通，就如同一位爐火純青的大內高手，或者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意到手到，絕無力不從心之感；但是，在這些技術表象之下，一種真正禁錮創造力的「遠離冒險」的保守主義情結已凝聚為她作品的靈魂，換句話說，王安憶作品呈現出來的「不冒險的和諧」面貌，瓦解了她的寫作本身的價值。這種「和諧」，借用懷特海的話說，就是「在相對缺乏高級意義客體的經驗中的那種性質上的和諧。……這樣……派生出的和諧是一種低級的和諧類型——平淡、模糊，輪廓和目的都不突出。在最好的時候，它只能以一種陌生感激動起來，而在最糟的時候，它便凋零為無意義的東西。它缺乏任何能激動深層感覺的強烈而興奮的成分」。【〔英〕懷特海：《觀念的冒險》，第329頁。】「在相對缺乏高級意義客體的經驗中的那種性質上的和諧……它缺乏任何能激動深層感覺的強烈而興奮的成分。」——這句否定性的話語雖然不那麼中聽，但我個人認為它的確適於評價王安憶近年文本的「和諧」特性：她近年小說的主人公，其個人主體性被極大地弱化，其靈魂世界不被呈現，其行為嚴格遵循日常生活的機械生存準則。在《長恨歌》、《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新加坡人》等小說中，「日常生活的機械生存準則」被提升到存在本體論的地位，並以一種「東方奇觀」的形態出現在讀者的視野之中。——這一切不能不說是缺乏「意義」和能激動深層感覺的成分。同時，在作家對人物和環境的敘述態度里，則隱含著她無處不在的「世俗規範性」思維，隱含著她對中國傳統的自然價值觀的回歸，這種意願無聲地體現在她營造的「渾然」與「和諧」的美學意境里，構成一種對深受西方都市文明濡染的現代人（包括東方的與西方的）而言十分陌生的「東方情調」，以及由這種「情調」而引起的沉浸和迷醉，但是卻不能引起局內之人對此種充滿「物質性」或曰「精神貶抑性」的文化的必要省思。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安憶自《長恨歌》以後所寫作的長、中、短篇小說，其精神內涵、寫作手法、結構方式、語言形式等方面的單調重複，幾乎是顯而易見的——她似乎已形成一套關於「東方平民生存方式與價值觀」的表達語法，她的近年所有小說幾乎都是這種「語法」的變體。她的寫作寄身在這個無論是官方/民間、還是精英/大眾都沒有異議的「語法」里，在其合理性已日漸耗盡的現實秩序和文化秩序中顯得既和諧又安全，沒有給沉睡的文化文學空氣以任何清新的刺激。對於一個被經典化的作家而言，這可以說是令人遺憾的。或許會有論者認為：王安憶的這種「不冒險的和諧」恰恰是對我們這個地域、時代和社會的一種高度寫實，正如羅伯－格里耶所表現的「人的物化」也是該作家的「高度寫實」一樣。關於羅伯－格里耶式「高度寫實」的寫作，索爾·貝婁引用康拉德的話表達了他的批評態度，在此也可用以表明筆者對「王安憶式的寫實」的批評態度：藝術家所感動的「是我們生命的天賦部分，而不是後天獲得的部分，是我們的歡快和驚愕的本能……我們的憐憫心和痛苦感，是我們與萬物的潛在情誼——還有那難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與他人休戚與共的信念，正是這一信念使無數孤寂的心靈交織在一起……使全人類結合在一起——死去的與活著的，活著的與將出世的」。【〔美〕索爾·貝婁：《赫索格》，第479頁，灕江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如果文學是一個無法進行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領域，那麼我就應當對王安憶式的寫作和康拉德式的寫作同樣地尊重；但是，如果讓我進行價值選擇，那麼我就會毫不猶豫地站在後者一邊，並說出對前者的不滿足感。最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長恨歌》之後的創作里，王安憶的弱化主人公精神主體性的傾向有增無減。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作家的小說寫作已跳出創造「個性人物」的狹小目標，而讓小說中的一切元素——包括人物——服務於她的表達文化觀念的需要。在這方面，同樣以表達文化觀念為使命的赫爾曼·黑塞的長篇小說《玻璃球遊戲》，在人物塑造上與王安憶恰成對照。為了尋求人類精神的「共同的公分母」，黑塞創造了約瑟夫·克乃西特這個玻璃球遊戲大師的形象，他沒有太多的個性，因為他是個為了服務於人類精神之成熟和美好而自願消除表面個性的人，他的「消除個性」是在已經高度發展了自我精神主體性之後而採取的有意識的犧牲行為，是「精神主體性」的理性果實，由此，黑塞賦予了他一個如宇宙般廣闊的靈魂，隨時準備啟程前往新的生活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