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諾貝爾文學獎」話題開始（1）

1999年，《北京文學》曾發表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長文，聲稱國內最有希望得此獎項的作家，一是太原的李銳，一是北京的莫言。李銳暫不論，說到莫言時，作者認為：莫言沒有匠氣，甚至沒有文人氣（更沒有學者氣）。他是生命，他是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氣。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紅高粱》的出現，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像莫言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這人類的一「種」，種姓退化了，生命委頓了，血液凝滯了。這一古老的種族是被層層疊疊積重難返的教條所窒息，正在喪失最後的勇敢與生機，因此，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原始**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和赤熱的紅高粱，十年後的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十多年來，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敘述方式上並不重複自己，但是，在中國**十年代的文學中，他始終是一個最有原創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著生命自由的旗幟和火炬，震撼了中國的千百萬讀者。《百年諾貝爾》的作者，雖是我最為尊敬的中國文學理論家，但在對待莫言的評價、態度上，我和他是有不小差異的。僅由他對莫言的感悟看，確乎發人未發，提綱挈領地概括出莫言小說藝術的獨特風格了，可我在這段話里，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其一，作者沒有一句在批評莫言，講的全是好聽的。這起碼很不全面。可能受行文字數的限制吧。如果這可以諒解的話，那麼下一個問題就讓人莫名其妙了：匠氣和文人氣、學者氣，似乎都是文章作者所要排斥和批評的。匠氣不可取，我們能理解，文人氣、學者氣為什麼也要不得呢？二者的具體內涵指什麼呢？不明白。就我看，數千年文學史上，我國的著名作家，恰恰都是帶著點「文人氣」、「學者氣」的，詩歌、散文的深文奧義、委婉傳情且不說，即使到明清小說，紅樓三國、聊齋儒林、三言二拍，哪一部不帶著很大的「學問」在裡邊？到20世紀的前20年，文學發生分裂，形成兩大流派。一是以「五四」來命名、佔據文學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學」流向，代表是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聞一多等。一是處於文壇邊緣地位的「本土文學傳統」流向，代表是李伯元、鴛鴦蝴蝶派諸君、張愛玲、金庸諸君。其中，作為「本土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的金庸，「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巨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把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系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但就是這樣一個被作者極力稱道的人，不屬內地作家，他是在相對自由、不那麼僵化的香港搞創作，最見特色的，恰恰是小說里的「文人氣」和「學者氣」。其他名篇，如《京華煙雲》、《圍城》、《啼笑姻緣》等，也都帶了些「文人氣」和「學者氣」。莫言身上難得有這樣的「文人氣」和「學者氣」，這倒是他文章最大的缺陷之一，而不是什麼優長——因了這個，他所有的小說，「一部接一部，在敘述方式上並不重複自己」，但形式上的花哨，不能掩蓋背後內容上的「單薄」與形而下。那代人欠缺有害的教育和「層層疊疊積重難返的教條」，帶出了他這個叛逆，可惜，他的「叛逆」與「原創力」，只限於形式上，其精神、思想內核里，因著土壤的荒蕪、貧瘠而有「毒」，再也上不去了，開闢不了能把全人類納入一種兩難狀態的宏大結構，把我們難以想明白的東西填下去，從而提出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營造一些無窮無盡的話題，到兩可兩不可的境界去，使每一代人都得不出結論，卻一定會被捲入，投進思考，獲得巨大的閱讀經驗。他是有過這樣的決心或信心的。他說：思想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你將達到的高度，這裡沒有進步、落後之分，只有膚淺和深刻的區別。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紅高粱》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實際上，莫言的作品很難具備太多思考的品性，缺乏那種永遠無解的、形而上的悲劇精神。《紅樓夢》的主題就具備了這樣偉大的品性。多疑而小心眼的林黛玉，不具備做妻子的品格，憐香惜玉的「護花使者」賈寶玉，也不具備做丈夫的品格。人們為情動容，都希望他們倆能夠結合，但「大意義上的精神戰友，難以消受日常生活的瑣碎」，即使把他們生生分開的王熙鳳、賈母早死，其悲劇也是不可免的——我們無法想象二人在一起做夫妻、過日子的情形。這就體現出情感與婚姻的某種不可調和的悖論性，是一出人間無法解決、也不會有答案的大悲劇。《西廂記》中也埋下了這樣的結構。一見鍾情的兩個人，女方家長阻擋住，要求門當戶對，男子必須考上狀元后，才能和女兒完婚，考不上就不許。劇本結局雖是個「大團圓」，實際上作者卻是把上京趕考離別那一段，當了永別來寫的：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峰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依，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堤……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為什麼要這樣寫呢？假如門不當戶不對，那麼男主角棲息在他人門下，腰桿兒一輩子挺不直。追求自由、自立的小姐，要這萎縮的男人幹嗎？這是個兩難。在無法美滿的愛情或婚姻現狀下，男子惟有改變自己，或放棄，或科舉，才能解決危機。矛盾就來了：放棄的話，情感上如何承受？不放棄的話，科舉他成嗎？照他「游於四方」的性情看，科舉他是不太行的。這人根本沒時間讀書，盡在偷情與戀愛，一路上害著相思，念著溫柔，不用心於書，若能高中，並一舉奪魁，那真是痴人說夢了。所以，後來他的居然考取狀元，得了「團圓」的結果，只是作者為照顧觀眾情緒而設計的，前次的別離才是真正的「永別」，作者知道事實上的他一定考不上，愛情難分難棄，也就把它當了「永別」來寫，透出了王實甫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不凡處來了，在看似很淺的內容背後，埋著個很深的井，放進了深刻的東西，作品從而具有了永恆的品性，讓我們從中觸摸到了偉大，獲得思考上的快感。莎士比亞更為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