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雙眼

王蒙天生酷愛各種語言。他說多一門語言，就能比常人多一扇窗戶，多一雙眼睛，多一副耳朵……一些外國朋友不理解王蒙怎麼可能在那種條件下在新疆一口氣生活了16年，沒有發瘋，也沒有自殺。他們詢問王蒙16年做了些什麼，言外之意那麼長時間，生活將是怎樣地空虛和痛苦。王蒙半開玩笑地說：「我是讀維吾爾語的博士后啊，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三年碩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嗎？在我們啟程去新疆前以及剛到新疆時，王蒙一直對我說：「要深入生活，要跟少數民族打成一片，要真正地了解、熟悉他們，就得把語言學會。懂了語言，才可能比常人多一扇窗戶，多一對眼睛，多一副耳朵……」在新疆，他努力兌現自己的承諾。當他可以作翻譯、讀維文原版小說及用維語與新疆各階層人士對答如流地交談的時候，許多漢族同志不禁提出一個共同的問題：「你怎麼學得這麼快？這是天賦吧，我們怎麼不行？」依我看，王蒙固然有些語言天賦，但關鍵還是刻苦。他是無時不學，無處不學。那時沒有什麼廣播教學和教材，凡是生活中能聽到的，看見的，他就去學。在維族地區，無論男女老幼，都可以成為他的老師。房東大娘的外孫女拉依赫曼，當時只有**歲，就是王蒙的「小老師」。拉依赫曼口齒特別清楚，發音標準，她認真負責而又當仁不讓地擔負起給王蒙教授維吾爾語的職責，一遍遍耐心地、不厭其煩地做示範，為王蒙校正發音和語調。王蒙每天就寢前，總要反覆背誦數十個單詞，他說這樣記得牢。時常，夜深人靜，他在夢話中連連高聲喊著一個單詞，嚇得我直哆嗦。我從睡夢中被他驚醒，於是徹夜無眠。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要求熟記「老三篇」和「語錄」，王蒙乾脆誦讀維吾爾文的「紅寶書」，既符合上級要求，又學會了維語。有一次他用維語大聲朗誦《紀念白求恩》，竟招來一位維吾爾老太太旁聽。老太太甚至說，她原以為是廣播電台的維吾爾播音員在朗誦哩。王蒙主張學了維語就要用，並開玩笑說，他學到了八個單詞，可以發揮十個單詞的作用。一年以後，他給大隊幹部作翻譯，已經可以達到同步翻譯的地步，人家一邊說，他一邊譯，同時理順語法，弄清重點，人家說完他也正好譯完。後來他回到新疆自治區文聯工作，一些維吾爾同志開會發言，還都願意找他當翻譯，說王蒙的翻譯能幫助他們發言成功，使他們的意圖得到更好的表達，更易於被漢族同志所接受。1984年，王蒙訪問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烏語與維語，用王蒙的話說，就像天津話與北京話一樣地接近，所以他能用維語與當地人士直接交談，乃至在接受電視採訪時也直接用維吾爾語回答問題。當地一位導遊用英語對王蒙說：「我從未想到過一個外國人可以如此熟練地講我們民族的語言！」王蒙對此得意極了。王蒙也十分熱衷於炫耀自己的維吾爾語口語，一遇機會就愛講。回到北京以後，說維語的機會少了，他無論在馬路上或是商店裡，只要遇到維族同志，便馬上湊過去說幾句維語，好似過了癮。直到後來一度擔任文化部部長時，他還是創造條件說維語。有一次，他與國家民委主任司馬義·艾買提聯合招待西藏歌舞團。司馬義·艾買提同志本來可以用漢語講話，王蒙卻硬是要他用本民族的維語致詞，由王蒙擔任現場翻譯，以至於在場的西藏自治區負責同志開玩笑說，下次王蒙「犯了錯誤」下放，我們堅決要求把他下放到西藏，培養出一個懂藏語的部長——作家。這真不失為一個好主意，當然，王蒙只願當個作家。那些年，王蒙被剝奪了發表作品的權利，但是誰也剝奪不了他勤奮學習的精神；剝奪不了他深更半夜在夢話中喃喃說維語的習慣。他說：「寫不成，可以作翻譯；翻譯不成，可以學理髮；當理髮員也不成，還可以跟維吾爾同志交朋友……」反正他要生活。「文革」十年期間，他把心愛的鋼筆扔在一邊。他的衣服口袋裡、書包里，絕沒有鋼筆。遇到寫個什麼材料，填個表格之類，就向我們的兒子借筆用。「不寫作了，不寫作了。」這句話他常常掛在口頭。他甚至以沒有筆而自豪、自嘲、自輕、自賤。由於他維吾爾語講得越來越流利，他可以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幹部、農民完全打成一片。農村的與伊寧市的許多紅白喜事，儘管是按照少數民族的與穆斯林的風俗進行的，王蒙仍常常是座上客，遇到都瓦（宗教祈禱），王蒙便低頭靜默，表示他雖不參與，但對兄弟民族與他們的宗教十分尊重。其他一切禮節，包括洗手方式以及盤腿而坐，把掰碎了的饢泡茶吃、敬老，還有禮貌用語，如第二人稱和各種祈使動詞採用尊稱形式等，他都可以毫釐不差地做到合乎標準。他常常衷心讚美兄弟民族生活習慣中講衛生與講禮貌的特色。他很善於發現他們的長處，我從未聽到他說他們一個「不」字。事隔許多年後，1990年我與王蒙重訪新疆，在伊犁和巴彥岱鄉，當地農民、知識分子，仍都把王蒙當做自己的親人。每到一處，主人殺雞宰羊，傾吐衷腸；分手時，依依不捨，灑淚話別。伊犁河畔一個莊子里，公公婆婆都已去世的古麗尼莎見到王蒙，一面叫著「老王哥哥」，一面抱住他痛哭失聲，在場目睹者無不為之動容。在烏魯木齊文聯宿舍，已故維吾爾著名詩人克里木·霍加的妻子高哈麗雅（塔塔爾族），一個當年的金髮美人，見到王蒙也是放聲大哭。在場的陳柏中同志說：「做人能做到這樣，一個作家能做到這樣，也就可以了。」臨別時，高哈麗雅把詩人生前最喜歡佩戴的一條可可色領帶給了王蒙。王蒙在巴彥岱勞動鍛煉期間，擔任過一年副大隊長，我們重訪巴彥岱時，許多農民老遠就喊：「大隊長來了！」他們忘不了他。當年，王蒙還有一家房東，老漢名叫伊斯哈克，大娘名叫穆斯罕。伊斯哈克質樸，老實，勤勞。穆斯罕則性情開朗，喜歡唱歌，有時她在勞動引吭高歌，嗓子又尖又亮，像少女一樣。她唱的歌都是南疆風味的，用王蒙的話說，是「騎毛驢吃桑葚」的味兒（南疆有植桑養蠶的悠久傳統），與北疆民歌騎著馬賓士在草原上的獷野風味不同。每逢節假日，我來到王蒙這裡，穆斯罕便為我鋪好舒適的氈子，端上有厚厚奶皮的奶茶，非留我過夜不可。當夜幕降臨時，我推開屋門，面前是一片迷茫的遼闊的原野，遠處傳來狗吠聲。伊斯哈克家的狼犬已經把我們認作朋友，一聲不吭地蹲坐在房前守衛。不但我和王蒙與伊斯哈克、穆斯罕結下了深厚友誼，我們的孩子也與他們的一兒一女結為好友。兒子一來，就跟他們上運河遊戲；如果趕上打麥，三人便一同去麥場，騎在那拉著石磙子脫粒的馬上玩耍。伊斯哈克的女兒叫塔西古麗（石頭花的意思），秀美而驃悍，管教他的弟弟拉合曼時從不手軟，常常伸手就是一巴掌，幹活也極利索。她一見王蒙就大喊「大隊長哥」，特別愛聽王蒙給他們講故事。她不滿17歲就出嫁了，現在已是好幾個孩子的母親。伊斯哈克有一次很認真地問王蒙：「中國在什麼地方？是在喀什噶爾么？」王蒙告訴他，中國是我們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當時海南尚未划省）的總和，當然也包括新疆——伊犁和喀什噶爾。可無論怎麼樣講，老漢也不明白，連什麼叫新疆他都不明白，他只認可具體的村鎮，最多到縣市。王蒙談起此事總是不勝嘆息。這些維吾爾老農，一方面是那樣善良、純樸、真誠；另一方面，卻又實在是太閉塞，太缺少文明教育的洗禮了。邊疆的一切，真是讓人牽腸掛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