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剛與至柔

左宗棠和曾國藩對待天子賜予「極權」時的態度大相徑庭。所謂「極權」，即在非常時期授予地區長官超乎本職事權的許可權，一般表現形式為節制數省軍務、吏事。咸豐十一年，諭令曾國藩節制贛、皖、蘇、浙四省，曾國藩再辭不獲。同治四年，又讓他節制直、魯、豫三省，他四次固辭，終於矇混過去。第三、四次辭命時還有個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辭摺中說，倘不蒙批准，「更當累疏瀆陳，雖上干嚴譴，所不敢辭」；隨後，又耍了個消極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戲，惹得「聖慈」哭笑不得，說：「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慈禧眼明心細，一下就看出曾國藩「藉此獲咎」、不想承擔「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獪，行跡如薄情男子；諭旨措辭，則逼肖怨婦口吻。兩廂對照，令人忍俊不禁。當然，這次辭任，曾國藩實有調度不靈的苦衷；隨同「剿捻」者幾乎都是淮軍人馬，更願接受李鴻章的統率，而不聽奉他的號令。不過，與咸豐末那次辭任一樣，曾國藩對待權力的態度非常謹慎，秉承「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聖訓，追求一種不居其名、能行其實的境界。咸豐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權專一的「實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餘；再度出山後，汲取教訓，一心講求敬慎畏懼之學，終於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則一反其道而行之，卻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其中奧妙，不可不參詳一番。而且，不將這個道理說分明，繼續講述左、郭情事，才疏筆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從何著手的困惑。道不可知，其在跡乎？我們先看一封作於咸豐四年閏七月間的信，看能否辨認出左宗棠純以至剛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來示謂滌公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大非相處之道。長沙、瀏陽、湘潭，兄頗有勞，受之尚可無怍。至此次克複岳州，則相距三百餘里，未嘗有一日汗馬之勞，又未嘗偶參帷幄之議，何以處己？何以服人？方望溪與友論出處：『天不欲廢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進之階，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則同知直隸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後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宿願；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稟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為難，不可為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非積怨深仇，斷不至是。滌公質厚，必不解出此，大約必潤之從中慫恿，兩諸葛又從而媒孽之，遂有此論。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諸我，尤非所堪。兩諸葛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幸此議中輟，可以不提；否則必乞詳為滌公陳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議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藍頂加於綸巾之上者，吾當批髮入山，誓不復出矣」；左宗棠於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四月，來犯之太平軍敗於湘潭。七月，湘軍在岳陽大勝。隨後，湘軍出湖南援湖北，開始了十年的東征。曾國藩匯保兩次戰役有功人員，準備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武侯」，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諸葛亮自我期許，故自稱「武侯」。「藍頂」，四品官帽頂以藍寶石為飾；「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賞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飾物。然則，曾國藩原計劃保舉左宗棠為知府（從四品），並求賞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撫張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謂長沙防守、瀏陽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隸州（正五品）用。湘軍克複岳陽，撫署並未與謀，此時，左宗棠個人也未直接介入湘軍的後勤事務，曾國藩卻替左宗棠申請晉級，可謂是賄恩市德的不正之風。此前，曾國藩因不通人情、不曉時務兼且不明戰事，被他嘲笑為「豬子」、「書憨」（書面語則為「質厚」），怎麼一勝以後，立即就學會了這些歪門邪道？因此，他猜測這個歪點子必出自「喜任術，善牢籠」的胡林翼，而煽風點火者則為郭家嵩燾、崑燾兩兄弟（即信中「兩諸葛」）。左宗棠既自稱「武侯」，則不僅在經濟之學上向諸葛亮看齊，行藏用舍這些人生大關節必也以諸葛亮為榜樣。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則徐的賞識，皆許之為「絕世奇才」，但科場三次敗北，令他官興闌珊，遂退歸家山，以務農、教讀為事，儼然「躬耕於南陽」的「卧龍」。張亮基、駱秉章先後撫湘，慕左先生大名，數次「遣使持幣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儼然是三顧茅廬以後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則，半品之加，一翎之賞，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況來路不正，跡近交易，正所謂「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所以，他一開始就要嚴詞拒絕，說「大非（朋友）相處之道」了。但是，此信的重點，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過區區一介之廉，不足以說明他的志向和原則。「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這句話，必出於實幹家之口，亦只會出於真能辦事者之口。知縣為親民之官，即今日所謂基層黨（政）組織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對百姓來說，知縣就是可以觸知的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於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對中央來說，知縣就是可以量化的對政策效果進行評估的統計樣本，黃仁宇所謂「數目字管理」的國家，即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然則，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暢，知縣之為用大矣哉！然則，知縣之得人與否，關於國計民生者，豈可忽哉！了解一下清代在舉人中「大挑知縣」的程序，即知其時政府對知縣人選的重視：「每屆大挑，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每二十人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蓋用知縣者三人。（三人）既出，繼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謂之『八仙』，亦皆出。其餘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職用」；舉人，在科舉制國家中，絕對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選知縣，中籤率竟只有15%（二十選三）。由此可知，清代知縣的平均素質非常高。冒昧一點說，今日吾國公務員，就平均素質而言，不可能比得上當日的舉人，然則分別從兩個候選團體里挑選出來的親民官，其素質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清代中後期捐納之風大開，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類職位也能合法購得，遑論知縣；由此，清朝政府基層組織的有效性受到極大破壞。像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那種程度嚴重到動搖國本的起義接連發生，不能不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結構的基本單元——知縣——的選拔制度受到極大破壞的惡果。今日報章不屢雲某處買官某處賣官么？較之清代捐納，其合法非法則異，其害民誤國則同，為政者亟當凜之戒之。當然，這是題外話，點到即止。正因為認識到知縣才能的難得，正因為認識到知縣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會說「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當然，真能勝任知縣者，其能力必不限於一縣；若一為知縣，終身知縣，那整個國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個設計合理、運行順暢的文官制度中，稱職的縣官必能通過正常渠道逐級晉陞，由縣府而道司而督撫部院乃至「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調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說「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縣最見功力也堪稱握有實權，知縣做好了，尚須經過州府道司等職位的歷練，用來熟悉行政程序，才能為「展布」自己的謀國治民之策。所謂「非一蹴所能得」，並非說他只能走極端，不作牛頭，就**頭；而是說他也承認伯牛前述的升級階梯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那麼，回到最開始引用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於通過人微言輕（其時彼剛入幕，尚未如後來數年能呼風喚雨、權傾一時也）時的表現，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風格，是否始終偏於剛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祿，是為剛。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體辦事為標的，無所介意於官階之高卑，是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術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鄉兼親家郭氏兄弟「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是亦為剛為直。身處半品閑職、幾根鳥毛之際，毫不苟且，不惜為微咎小眚破壞友朋間的和衷之道，當彼兵凶餉急、千鈞一髮之時，他會藉此機會私而忘公、修怨報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