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價值觀
西方與其他世界從1991年9月到1992年6月，在哈佛大學的這段時間在許多方面開拓了我的眼界。
我得到的一個主要見識是生活在西方的那些人並未意識到他們對其他世界具有多大的影響，或者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其他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的。
西方人堅信他們了解全世界，因為西方社會對所有的觀念都是開放的，決不會拒絕任何觀念。
這個根深蒂固的想法產生的荒謬結果是：西方確實沒有意識到其了解和理解存在的局限性。
發表於1992年夏季《國家利益》雜誌上的這篇論文就是要在這個西方觀念中打開新的窗口。
在我發表的所有文章中，其中的兩篇招致了最壞的名聲。
第一篇就是本文。
第二篇是我對亨廷頓的「文明間的衝突」
一文做出的反應。
8年後重讀本文，我為我的一些長期預測如此迅速地得到應驗而深感驚訝。
在該文中，我指出：「在北非人看來，曾經作為劃分文明標誌的地中海已經變成了一個池塘。
如果能夠改善其生活狀況，什麼人不會跨越這個池塘？」
當我撰寫本小序時，穿越地中海的非法移民還是細小的滴流。
在2000年的今天，滴流已經變成了河流。
歐洲報紙對這些偷渡事件不斷地示警。
但是，他們如何沒有看到發展的趨勢？2000年中期，19個躲藏在一個集裝箱中試圖偷渡進入英國的中國人的慘死，提供了遠比我的論述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8年之後，我曾經提出的論點還是有效的。
二戰時荷槍實彈的新加坡守衛者瞄準的方向是錯誤的，我的這個印象還是準確的：西方還存在構築壁壘的強烈衝動。
但是，西方政治權力的普世主義動力與西方技術推動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繫的世界之間，還存在尖銳的矛盾。
這個尖銳的矛盾爆發時，我希望有些人回顧一下本文的若干觀點。
西方贏得了冷戰。
傳統的觀點認為，這不是根源於西方的軍事優勢，而是根源於西方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力量。
因此，一個關於西方僅僅在冷戰期間維持了穩定的共識很快出現了。
這並不令人驚奇。
弗朗西斯·福山抓住了這個歷史時刻的本質，在極力歡呼西方價值觀的勝利。
其他世界如果要從歷史的「泥潭」
中擺脫出來，就必須適應並吸納西方的各種方式。
西方基本上是正確的，並且不會面臨任何緊迫的威脅，因此沒有必要對自身做出大的調整。
本文將對這些論點提出挑戰。
本文認為，對於西方而言，「穩固不變」
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西方不會面臨任何緊迫的軍事威脅，與此同時，西方卻會面臨其他形式的越來越嚴重的危險；因為冷戰結束了，因此西方不會為了拉攏第三世界而付出；在一個收縮的、越來越人滿為患的世界上，西方人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因此，它需要一個全方位的新型戰略；強硬地向非西方世界輸出西方價值觀並不符合該戰略，這隻會惡化各種嚴重的問題。
由於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習性，即使在良好的環境下制定一個有效的戰略將十分艱難。
真正的危險是錯誤地決定和界定各種問題，如此這般，西方的戰略視角將會指向錯誤的方向。
對於具有我這種背景的人來說，這個危險性讓我回想起了1941年12月新加坡的英軍大炮。
當日軍以自行車和步行的方式悄悄登陸，並悠閑自得地佔領新加坡時，自稱固若金湯的防禦工事中的大炮卻信心十足地瞄向大海。
這種類比是完全合適的，因為：在新的時代，西方所要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同樣也是以自行車和步行或類似的方式實現的：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導致的挑戰。
西方精良的軍事技術在抵制這些「入侵部隊」
方面束手無策，因為這些移民是些手無寸鐵的窮人和家庭，他們沒有使命、沒有秩序，通過千瘡百孔的邊界線而流動和滲透。
一旦這種局面成為事實，那就是一個多重危機的問題，是一個產生於兩個因素之間相互結合的危機，即西方對第三世界基本態度的變化，以及一些眾所周知的、但難以預測的世界趨勢之間相互結合的危機。
西方的退卻在40年的冷戰期間，對抗的兩方賦予了第三世界以重要意義。
並將其視作在全球爭奪中最重要籌碼，沒有任何一方感到能夠隨心所欲地應對任何國家，但是小國、窮國或邊緣國家則被視為無足輕重。
任何事情都被算計；沒有事情是無關的。
即使西方脫離其殖民帝國時，第三世界繼承國在戰略層面上還是具有相關性，對美國而言尤其如此。
由於其他每個國家都加入到了一個陣營或另一個陣營，這些國家就構成了競爭的主要舞台，以及冷戰激烈爭鬥的領域。
雖然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至少名義上都屬於「不結盟運動」
的成員，但是這個組織並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因此，大多數國家感到，它們只有兩個可行的選擇：程度不一地倒向西方或蘇聯陣營。
因此，庇護者和委託者相互分割的體系分佈於全球，共同構成了對抗戰略的戰術系統網路。
第三世界國家決不是這種安排下超級大國支配的被動目標，其中許多國家能夠熟練地利用冷戰為自己的目的服務。
但是，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要求精確的算計。
介入其中的國家小心翼翼地觀察著像柬埔寨和衣索比亞這樣的國家發生的事情，這兩個國家是20世紀悲劇的形象象徵。
它們同樣注意到如果蘇聯在衣索比亞維持門格斯圖的統治，那麼西方就要維護蒙博托在扎伊爾的權力。
這是戰略規則不允許敏銳地考慮道德問題的時候。
隨著冷戰的結束，這種態勢不再適宜於新的形勢了。
蘇聯消失之後，其代理人要麼垮台了，要麼毫無保護或補償地被遺棄了。
西方同樣重新安排了其優先選擇。
在國家安全的名堂下，它們不再有同樣的義務去扶持令人厭煩的盟友。
西方推行更為嚴厲的人權和民主公正的政策，沒有遵照執行和難以適應這些更高標準被利用為西方毫無愧疚地拋棄這些盟友的正當理由。
無論利用和隨後拋棄盟友的倫理價值是什麼，蘇聯和西方突然捨棄從前的盟友的共同點向第三世界國家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
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的確，遊戲本身也已經變化了。
第三世界政府開始認識到它們以前的「利用價值」
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西方在尋求任何現實利益時並未看到它們的價值。
這樣的結局並不完全糟糕。
超級大國較量的結束為消除許多衝突創造了條件，這些遍布從薩爾瓦多到納米比亞、阿富汗、柬埔寨的衝突因為冷戰而持續緊張。
許多獨裁政府已經消失。
這是值得歡呼的。
但是，冷戰壓力的撤除同樣意味著這些社會得到控制的力量現在能夠釋放能量。
要理解西方撤離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劃時代的意義（比如，觀察一下有多少西方關閉了駐非洲國家的使館；近年來，英國關閉了其駐蒲隆地、剛果、加彭、賴比瑞亞和索馬利亞的使館），那麼就思考一下自從16世紀殖民時代開始以來，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一直在遭受西方大肆干預內政的事實吧。
因此，現在西方從第三世界解脫出來的趨勢不僅僅是40年、而是四個世紀干涉的結束。
或者由於城市的壓力，或者由於全球力量制約了他們，幾個世紀被窒息和壓迫的本土化進程終於能夠浮出水面了。
為了限制歷史上被壓抑的各種力量，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留下了一個國家主權概念、民族國家、有時有西方議會制度和一些國際法原則的稀薄面紗。
的確，這些力量在冷戰期間並未完全得到控制。
但是自從這場爭鬥結束之後，這些力量一直在加速和強化，直到發生質變。
非洲的部落戰爭、巴基斯坦的種族衝突、印度的印度教與穆斯林間的糾紛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現在，所有的這些都能以更強的力量、無約束地表面化。
10年之前，1991年索馬利亞的分裂（非洲種族相對同質的國家之一）並未被冷漠地看待，一直也未被允許發生。
冷戰期間，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主要的政治爭執因為其超級大國保護人而更加激烈。
今天，它們的主要故障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國家內部。
收縮的全球簡言之，在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過去若干世紀西方干涉第三世界進程的停止可能會導致動蕩大鍋爐的出現。
在以前的幾個世紀里，地理距離將西方與這個大鍋爐隔離開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冷戰期間，西方技術將世界壓縮為一個「地球村」
，摧毀了時間和距離構成的隔離性。
當海灣戰爭爆發時，使西方能夠密切觀察的全球通訊網路具有同樣引人入勝的逆向效應。
現在，中國、中亞和非洲中心的遙遠村落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普通公民正過著舒適富裕的生活。
克勞塞維茨曾經指出：「一旦某種意義上可能存在的人類無知的各種障礙消失一空，它就不會輕易地重現」
在這個語境下，觀念的意義就具有相當的價值。
其簡單的實際影響是單獨的精神領域和單獨的全球社會正處於建構的進程之中。
20世紀中前期，西方社會一直在為解決產生於工業化初期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而努力奮戰。
他們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
現在，他們面臨的是越來越多的無產者，西方的富饒和機會不可抗拒地吸引著這些人。
西歐開始了解到這個問題。
如果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捲入動蕩，那麼就會對法國產生影響。
在北非人看來，曾經作為劃分文明標誌的地中海已經變成了一個池塘。
如果能夠改善其生活狀況，什麼人不會跨越這個池塘？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男男女女紛紛跨越高山大海遠走他鄉，在這個過程中遭受了可怕的苦難。
的確，只有這樣的動力才能解釋源於歐洲大陸的「西方」
社會之外的寬泛地理跨度，這個跨度從北美通過南非延伸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今天，更多的民眾感覺到他們可以做類似的旅行。
迄今為止，西歐僅僅只是這場規模運動的開始，它們已為此深感困擾。
1990年，歐洲與非洲的人口分別為億和億；按照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之前，這個數據將分別是億和億，這個比例接近於今天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的比例。
當前人口規模相同的兩個國家說明了這個趨勢的意義。
在過去幾年裡，雖然義大利湧入許多移民，但是其人口數量還在下降。
而埃及則每八個月就增長100萬人口。
義大利對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偷渡者非常苛刻。
但是，如果這些偷渡客還不是歐洲同胞，它將如何做出更激烈的反應？或者考慮一下：1960年，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人口總量只是法國的一半；但是今天已經相同了；在下一個三十年裡，前者的人口總量將是法國的兩倍。
簡而言之，在若干世紀里，西歐的邊界將會面臨極為壯觀的赤貧人群，其數量將與日俱增，並加入到已經成功抵達的大軍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將會發現他們在本質上正在同樣面臨今日南非之戰略困境，在南非，富有但人口數量遠處劣勢的白人處境尷尬。
即便美國與亞洲、非洲這兩大人口增長的世界中心相距甚遠，但它在人口流動的浪潮中也不能置身事外。
正如伊萬·赫德所觀察的：「北美是所有民族人口增長最為迅速的地方之一。
1950年墨西哥的人口為2500萬，但是這個10年結束前，其人口數量將達到1億」
雖然美國的大眾文化具有強大的力量（甚至一度讓法國人感覺到威脅），但是美國西南部的幾個州穩步成成為雙語社會，這反映了來自南方人口的大量湧入。
美國社會和文化在什麼方面將不可逆轉地變遷？「人口爆炸」
這個詞語是眾所周知的陳詞濫調。
但是，像許多陳詞濫調一樣，它表現了一個重要的事實。
從1750年到1950年，五個主要大陸的人口以大約相同的速度增長。
1950年之後，第三世界的人口引人注目地高速增長，其主要原因是西方衛生和基本的醫療保健的普及。
歐洲北美與其他世界的人口平衡已經不可挽回地發生了改變。
2000年全球共億人口，其中50億屬第三世界。
世界人口增長的97%出現在第三世界。
人口數量是關係重大的。
當人口構成存在極端的差異時，就會產生比如以色列、尼泊爾和南非白人面臨的不同形式的安全困境。
即使沒有這樣的常規安全威脅，因為生活水平的嚴重不平等而激化的人口失衡將是對西方世界的穩定構成新威脅的主要潛在原因，從貧困的移民、無依無靠者到環境破壞、吸毒、疾病、恐怖主義都是這些新威脅的體現。
東亞的影響東亞是發達世界惟一的非西方地區，或具有進入發達世界的發展勢頭，其越來越顯著的重要性不僅使西方富裕和第三世界貧困的刻板印象複雜化，而且也使人更加迷惑不解。
在西方與其他世界關係更寬泛的語境下，雖然西方一些人將東亞經濟、尤其日本經濟的成功看作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東亞經濟成就確實應該被視為解決問題的組成部分。
日本和其他東亞社會成功的故事以西方社會沒有成功推行的模式而在第三世界激起了經濟發展的漣漪。
思考一下這個偉大的歷史奇迹吧：為什麼在過去幾十年裡，與北美西歐鄰近的拉美、中東或非洲沒有投身到自由市場體制中？要知道這樣做會產生顯著的經濟利益。
為什麼日本是刺激出這一競爭的惟一發達國家？答案必然是複雜的，但是總體上看，一個關鍵因素是心理作用。
當1905年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擊潰一個白人國家俄羅斯的時候，這個事件無意識地提供了反殖民主義的巨大心理動力。
如果不是絕大多數人，那麼至少也是受到良好教育的非歐洲國家的精英第一次認識到這種可能性，那就是殖民征服並不必然是永久性情景和本質狀態。
日俄戰爭之際，當時只有14歲的男孩賈瓦哈拉·尼赫魯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今天日本的經濟成功對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產生同樣的心理影響，它們漸漸相信，它們同樣也能取得成功並進入發達世界的行列。
這個心理跳躍是至關重要的。
直到最近，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潛意識裡就相信發達國家的地位非其所能為也。
今天，見識到日本及其鄰國的成就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堅信它們也有這個潛力。
日本可沒有這樣的打算。
全球仁愛還沒有輸灌到日本人的性格之中。
但是日本的成功使其從韓國到中國台灣、新加坡的鄰國和地區確信，它們也能做到這一點。
「四小」
的成功隨之對中國大陸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沿海省份的經濟起飛已經削弱了北京逆轉經濟自由化進程的能力，同時也有助於印尼這個世界第五人口大國確信有必要更快地解除管制。
這說明新的經濟協同正在東亞產生。
但是，這樣的影響並不局限在東亞地區。
難以引人注意的是，世界其他地區的朝覲者紛紛前來東亞參觀學習。
東亞的成功讓墨西哥人、伊朗人和智利人留戀忘返。
如果東亞能夠成功，為什麼它們就不行？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伊斯蘭國家成功實現了現代化。
但假如亞太經濟崛起的潮流（這個進程正在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席捲了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遠離伊斯蘭誕生地的穆斯林國家，那麼伊斯蘭世界的風向標將不再是從西方吹向東亞，而是相反的方向。
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變遷。
隨著時間的流逝，像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這樣的國家可能也會投身到這個進程之中。
對日本的經濟進步越來越感到威脅的歐洲和北美實際上在日本的發展中具有既得利益。
如果經濟發展的信念和期望可以移植到成千上萬人民的觀念之中，那麼就可能避免大規模的移民潮。
對來自北非的移民感到憂慮的西歐人應該做基本的戰略反思，並以不同的眼光重新審視東亞的挑戰。
短視地提出一個問題將會產生長遠的戰略錯誤。
經濟之馬，民主之車隨著人口的增長、不斷惡化的貧困前景以及大量移民的顯現，認為第三世界並不完全無關緊要的大多數西方人確定：促進人權和民主是首要的對外政策選擇。
非殖民化之後，許多國家第一次被告知，即使像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這樣的多邊國際組織提供的發展援助也要將走向民主化作為附加條件。
第三世界的民主戰與人權戰可能會適得其反，並會危及后冷戰時代的西方安全。
在民主的挑戰面前，**的崩潰給了民主價值觀的信徒一個強烈的新自信。
這些價值觀強化了西方社會的社會政治結構，因為它將所有公民融入到國家事務之中，因此產生了所有公民對社會的義務。
此外，民主體制在統治精英內形成了持續不斷的循環，這就確保了新鮮血液和新觀念不斷注入到重要的統治機構中。
這些價值觀的道德力量以及功能性力量將會促進全球的民主化趨勢，增進對人權的尊重。
從長遠的角度看，不能適應這一發展趨勢的國家可能會遭受達爾文「物競天澤，適者生存」
法則導致的痛苦。
比如，如果中國不能構建一個與日本一樣有效率的能夠選拔和使用其人才的體制的話，日本可能會繼續遙遙領先中國幾個世紀之久。
但是問題依然存在著：如何將民主成功地移植到那些從歷史上看具有極大社會與政治體制差異性的社會之中？今天某些西方政治和知識界人士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社會能夠迅速地實現這樣的轉型。
但是，大多數西方社會（包括最近例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並不是從傳統或半封建的體制一夜之間就跳躍到了民主社會。
建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所必需的經濟發展應該先行，這些階級的一大既得利益就是穩定。
因此，試圖利用種族和其他差異的蠱惑人心的政客將不能使其分裂。
東亞已經成功實現轉型的社會走的就是這條道路。
今天的西方正在第三世界鼓勵，有時是強迫推行與此相反的途徑。
這就是在經濟發展之前促進民主的方式。
這種觀點認為民主完全可以成功地移植到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社會之中，也可以移植到部族、種族、宗教等方面存在深刻分裂的社會之中。
在一個發達的工業化社會，民主體制吸引了以穩定為既得利益的廣大中產階級。
但是，在許多根本不存在這樣中產階級的亞洲和非洲，國家政體分解了種族和部族忠誠。
如果這相應導致了自相殘殺的內戰，那麼人們還會認為民主總是能夠產生美好的結果嗎？遠在1861年，約翰·密爾曾經指出：「在不同民族組成的國家，民主幾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更早時，約翰·傑伊（JohnJay）在《聯邦主義》的著作中強調，美國人「具有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遵循同樣的政治原則，風俗習慣也極為相似」
他補充道：「美國人的確是同胞兄弟」
，他們「決不應分裂為許多非社會、相互猜疑和相異的主權國家」
在早期的民主理論家看來，在不考慮發展階段或內部分裂的情況下，民主完全可以應用於任何社會，這樣的20世紀幻想簡直讓人驚詫不已。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的是：我並不認為在當代的第三世界社會，民主體制與發展必然對立。
從學理上看，二者是可以共生共存的。
在某些情況下，二者甚至能夠和諧發展。
但是，冷靜地觀察一下第三世界的條件，就可以看出：在政府強大、堅定並承諾進行激進變革的時期，就有必要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這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抵制任何實質性變革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
日本二戰之後能夠維持高增長率，部分原因是麥克阿瑟將軍強制實行的廣泛社會經濟改革。
任何民選的日本政府都無法做到麥克阿瑟將軍所做的一切。
與此相對，美國在菲律賓推行了類似的社會經濟變革，但是失敗了。
其原因之一是菲律賓的經濟在戰後若干年裡表現不佳。
當然，菲律賓的事例說明了獨裁政府與經濟發展是相互對立的。
但是，一些獨裁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已經有出色表現，韓國和中國台灣在早前若干年裡戲劇性的經濟增長就是例證，這同樣也是真實的。
如此看來，其要點也是簡單的：決定第三世界社會是否進步的關鍵變數不是其政府是否民主，而簡言之是有否一個「好政府。
「好政府」
是很難界定的，這在美國人的語境中尤其如此。
在美國，這個詞語幾乎就是一個矛盾修飾詞，「好政府」
通常意味著「小政府。
而在具有巨大發展需求且任重道遠的第三世界社會，在成功的東亞社會發現的共同特徵有助於提供一個「好政府」
的有用定義。
這些特徵包括：（1）政治穩定；（2）建立在精英治理基礎上的健全官僚機構；（3）經濟增長，並輔之以平等；（4）審慎的財政政策；以及（5）相對少的**行為。
有了這樣的標準，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多邊組織就應該可以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以決定對外援助的條件。
西方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如此重新定位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它們很少關注第三世界政府的行為過程，而更多地關注它們的業績。
如果其業績將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而持續的改善，那麼對於以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為基礎的西方政策而言是令人滿意的：符合人道主義，那是因為飢謹和苦難將更少；符合現實主義，那是因為生活條件的改善意味著流向西方的移民將更少。
西方政府通常將人權戰描繪為一種絕對的道德善行，必須無條件地推行之。
實際上，它們是謹慎而選擇性地運用人權這個工具。
比如，只要在沙烏地阿拉伯具有安全方面的強大既得利益和穩定的石油供應，那麼西方就不會向這個國家輸出人權或民主標準，這是因為西方知道：任何改變沙特政府穩固統治的行動將極有可能對西方不利。
最近阿爾及利亞的經歷說明了西方鼓吹的迅速民主化的又一複雜性。
民主也能在一個社會產生真實的社會和文化表象。
在阿爾及利亞，后殖民精英導入的世俗和現代的價值觀已經嚴重抑制了幾個世紀歷史的伊斯蘭遺產。
現在，伊斯蘭遺產浮出了水面，可能也會在其他採取民主體制的伊斯蘭社會表面化。
如果這些民選出來的政府實施限制人權的嚴格伊斯蘭教規（如伊朗），那麼我們還應該尊重其決定自己的價值觀及其行為的權利嗎？沒有任何輕而易舉的答案。
西方對阿爾及利亞軍事政變的反應顯示了道德和政治的含糊性。
從官方的立場看，大多數西方政府譴責了這次政變。
但是，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公民對阿爾及利亞的民主是否對它們國家有利提出了質疑，大多數西方政府悄悄地歡迎了這次政變，它們基於西方的利益而採取了明智而現實的立場。
在許多第三世界的觀察家看來，這次道德價值觀的現實運用使其相信，所謂西方促進民主只是發生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時候。
同樣的看法在人權戰中可能繼續演變下去。
以秘魯為例。
就像阿爾及利亞一樣，秘魯在的民主化進程同樣面臨著引人注目的逆轉。
但是，秘魯因此遭到了西方的制裁，而阿爾及利亞則沒有。
歐洲人聰明的算計是對阿爾及利亞的制裁將使該國爆炸性社會經濟狀況更加動蕩，並加劇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外流。
因此，它們什麼都沒做。
秘魯與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相距遙遠。
即便秘魯的社會經濟狀況像阿爾及利亞一樣具有爆炸性，制裁也會導致同樣的後果，但是它還是遭到了制裁。
西方人確實應該了解一下藤森政府是哪種類型的獨裁政體。
他將成為又一個馬科斯，聚斂個人財富？或者說，處於崩潰邊緣的他將絕望地顛覆社會進程嗎？這樣的問題是重要的。
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現在的西方政策在20世紀50、60年代就貫徹執行，那麼韓國和中國台灣引人注目的經濟增長可能在要求當時在位的政府下台的時候就已經終止了。
在秘魯，令人關注的一個額外理由是：如果制裁成功地實現了將藤森政府轟下台的目的，那麼可能的騷亂或波爾布特式的拉丁美洲版本就會使秘魯人民更加不幸。
堅定鼓吹對秘魯進行制裁的人應該準備為這些制裁的良好或糟糕的後果承擔道德責任。
果真如此，世界將會避免柬埔寨悲劇的重演。
當時在柬埔寨，也有許多鼓吹更換朗諾政權的聲音，但是沒有人為隨後發生的集團屠殺而承擔責任。
如果西方謹慎地選擇那些與其利益關係密切的踐踏人權的目標，那麼當其他社會可能會受到這些人權戰的影響時，它們還有審慎而為的義務嗎？在這些道德政治複雜性面前，西方政府基於其利益，就會向其公民解釋審慎政策是促進人權和民主至關重要的考慮。
遺憾的是，在西方政府採取審慎政策的同時，它們發現在這個話題上讓其公民了解真相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哲學的角度看，在促進民主時討論審慎是困難的；這不是令人振奮的、具有靈感的優點。
但是，誠實和自我利益要求西方政府應該這樣做。
在決定其特殊的人權和民主政策時，西方政府都沒有公開承認這與其重大的國家利益相排斥，但是事實上每個政府都這樣做。
德國對土爾其的人權採取了強硬的政策，但美國卻沒有。
美國和英國對卡扎菲極為嚴厲，但義大利卻沒有。
在名義受益者、第三世界社會看來，這種不連貫的方式相應削弱了西方人權政策的價值。
這是因為除了遭受西方政府的道德鼓吹的壓制之外，他們還注意到道德原則的現實主義和精心謀划的運用。
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發起的人權戰已經有所成效。
比如說，它們已經建構了一個新的全球共識，阻止了像波爾布特、阿明和博卡薩這樣大規模粗暴踐踏人權的傢伙重返歷史舞台。
這些政權的受害者可以長長地鬆了口氣。
同樣，反對存在於全球許多地方的大規模嚴刑拷打的強大全球共識也是人權歷史上的巨大進步。
但是，從許多第三世界社會公民的視角看，人權戰總具有一種稀奇古怪的性質。
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人權戰就像這樣的現象：他們像一艘破船上貧病交加的乘客，超載的客船正在飄向危險的水域，許多乘客將會死去。
船長通常是嚴厲的，有時也會公平待人。
一群富有的、衣食無憂、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
一旦這些看客看到某個乘客遭到鞭打或監禁，或者被剝奪了講話的權利，他們就會來到船上進行干涉，保護這個乘客免遭船長的壓迫。
這些乘客還是又餓又病。
但是，一旦這些乘客游到堤岸，投到其恩人的懷抱，看客又會堅決地將其遞解到船上，乘客們的苦難依然不減。
這不是抽象的類比。
這準確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覺。
從長遠看，西方在發展中社會鼓勵更可行的轉型進程可能更為明智。
一種將馬置於車前的對策，也就是說，在推行民主之前，通過好政府促進經濟發展。
這不是主張只要它們促進經濟發展，國際社會就應該容忍像波爾布特或阿明那樣的邪惡獨裁者。
準確地說，西方應該像歐洲政府應用於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現實主義政策一樣對待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
對於大多數西方政府而言，貫徹這種明顯簡單的逆向政策是非常困難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促進民主很少採取付出代價或犧牲這些方式。
但是，促進經濟發展就要付出直接和間接的重大代價。
從長遠看，對第三世界有益的事情（經濟發展優先）從短期看可能會對西方社會帶來痛苦。
比如，歐盟需要放棄對其無效率的農業進行大規模補貼的政策。
如果西方堅持走短期的平坦大道，採取促進民主優先的措施，最終它會付出痛苦不堪的高昂代價，這是因為廣大第三世界的貧窮及其動蕩所產生的影響必將波及西方。
遺憾的是，短期與長期的民主政治之間存在著衝突，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更有把握的是斷定短期考慮將會盛行。
西方民主對西方利益西方民主在克服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與雅典人不同，西方迄今在處理和平與戰爭問題上取得了成功。
決不能低估西方社會的靈活性。
但是，假定它們沒有任何制度缺陷同樣是非常危險的。
在沒有一個明確而緊迫威脅的情況下，大多數西方政府發現在冷戰後各種嚴峻挑戰面前要求人民準備接受痛苦的變革和犧牲，人民是很難理解和信服的。
問題並不是這些社會缺乏領導能力，而是制度安排使然。
兩個例證可以說明民主制度缺陷的全球影響，這兩個例證都嚴重損害了非西方世界社會：那就是美國的預算赤字和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CAP）。
儘管美國財政赤字必須加以制止已經成為廣泛的共識，但是預算已成為一個巨獸，沒有任何政府制度能夠有效制服這個巨獸。
格拉姆-魯德曼方案痛苦地失敗了。
這些問題都是民主的制度缺陷產生的。
不同遊說團體的投票連鎖網路意味著這些團體在預算過程中具有強大影響力，由此導致了巨額赤字的永久化。
在其他方面，私人遊說集團扭曲了美國的經濟競爭，並衍生到美國邊界之外。
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通過美國政府的干涉以迫使日本接受自願約束的方式，美國汽車業要求緩解日本同行的激烈競爭。
在隨後的10年裡，美國汽車業不是努力學習日本以提升競爭力，而是繼續為其股東和管理者支付了可觀的紅利。
他們沒有努力檢查一下，政府干預是否對大眾或私人利益有益。
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則具有清晰的理解，那就是長遠國家利益的基礎是提高而不是削弱日本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美國卻不如此，其政府制度只是對來自私人利益的特殊壓力的反應。
共同農業政策是產生於西方民主制度缺陷的另一個巨獸。
歐盟領導人私下裡的確難以為這項政策辯護。
但在公開場合，無論法國、西班牙還是義大利的領導人為了選票絕對不會批評該政策。
共同農業政策消耗了歐盟三分之二的預算，這些資金本應該用在促進歐盟競爭力的工業領域。
非歐盟國家認為在富裕的歐盟國家繼續推行該政策的情況下，它們沒有看到應該接受痛苦改革的理由。
這已經破壞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有關談判進程。
例如，在富裕的歐盟國家不承擔任何犧牲的情況下，為什麼印尼、巴西和扎伊爾這三個能夠形成「氧氣卡特爾」
的國家就要約束其有利可圖的森林採伐業？只有在這些問題上缺乏了解才能解釋為什麼西方任憑1990年12月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失敗。
這種挫折極大地加劇了冷戰後西方面臨的新威脅。
為了避免大量的窮人移民到富裕社會，全球需要意義深遠的經濟發展。
啟動如此廣泛的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全球工具就是關貿總協定（即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
如果所有的社會都遵循其規則，該組織就會建立一個巨大的單一市場，貧富社會都包含其中。
世界貿易組織容納了具有重要比例的生活在西方的人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舒適和富裕的群體。
這充分顯示了該組織的力量。
通過創立一個「公平的競賽場地」
，每個國家都可以在這個場地上發揮自身經濟的比較優勢。
因此，它對全球生產力的影響是相當顯著的。
當1990年12月烏拉圭回合遭受挫折之時，幾乎沒有多少抗議者。
也許這僅僅被看作是一個貿易問題。
因為歐盟極力保護其某些工業免受全球競爭的衝擊，因此布魯塞爾會議失敗了。
由於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最終將證明這些舉措是徒勞的。
試圖保護其工業免遭新的競爭，實際上，這是西方正在試圖凍結一個不可凍結的進程。
只要世界貿易組織具有歷史影響以及它與將來的核心問題密切相關，那麼戰略家不關注該組織就會令人困惑。
不關注是錯誤的。
如果否認發展中社會的大眾改善生活水準的機會，從關貿總協定及其後身世界貿易組織後退到保護主義將會迫使他們撞擊西方的大門。
在冷戰後的年代，西方戰略的重新定位是一項主要任務，這要求美國在戰後熟練地提供合適的領導類型。
遺憾的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在西方領導的必要性從未如此重要的時刻，西方的領導在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分化了。
遺憾的還有，在應該面向外部世界的時候，西方社會面臨著向內看的強大壓力。
西方已經創建了各種科學技術，給世界帶來的各種問題和希望由此延伸到了西方的門口，現在西方有關閉大門的強烈衝動。
這是毫無意義的衝動，因為新技術已經建構了一個「相互聯繫」
構成當代秩序的世界。
就像新加坡的保衛者一樣，舊的挑戰應接不暇的同時，新的挑戰已經泛濫成災了。
西方認識到這一點已經太遲了。
這是真正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