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邪與惡(2)
當然，後來，我們在那一帶的學生中赫赫有名，常常不用我們打，他們只要遠遠地看到我們就扭頭逃跑，這也能給我們歡樂，或者他們沒跑掉，而是被我們捻上了，這個時候不用我們動手，他就會主動地哀號起來。
——是那些怯懦的人幫了我們的忙，成全了我們邪惡的快感。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當時這種快感到底有什麼理由。
可是，當時的那種在折磨別人、嘲笑別人之中體驗快感的經驗依然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知道這是多麼的不健康，我已經病入膏肓。
可是這又如何，對於當初的我，這是來自本能的東西，我不是本能地在施虐中體驗了快感嗎？回想到我在海門師範的時候，我已經考取了研究生，但是，那個名字叫「校長」
的人，對我說，我不會放你走的，沒那麼容易。
讀者也許會以為我在什麼時候傷害過他，天地良心，儘管我性本惡，但是，在他的面前我始終像狗一樣溫馴，我常常想，那個時候如果他對我說：「葛紅兵，你如果把我的屎吃了，我就放你走，就讓你去讀研究生」
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趴下我的低賤的身子，將他的屎吃個精光，而且心中滿懷對他的感激。
但是，他不。
他連讓我吃屎的機會都不給我，而是沒有任何理由地想把我拖死在那裡。
我給他送禮，我把我工作以來積攢下來的所有餘款從銀行里拿出來，買了一隻手錶送給他，但是他不要，他義正詞嚴地拒絕了。
他是個清官，清官的意思是說他體驗快感的源泉根本就不是骯髒的金錢，而是另外的高尚的東西。
那麼他到底從哪裡體驗快感呢？從我焦慮的神情、從我絕望的眼光、從我哀求的語氣？從表面上看，拖死我，讓我終老在海門對他沒有什麼有形的好處，但是，他一定感到了某種類似於吸食海洛因似的快感，要知道有理由的施虐所得到的快感在許多人那裡不及無端地對一個無辜的人施虐要快樂得多——文革中許多人恰恰是被和他們毫無恩怨關係的不相干的人無端地打死的——要知道我是個有感覺的人，從他腆著的大啤酒肚中我感到了他每時每刻地生活在這種令人顫慄的幸福感中，正是這快感使他年輕，使他成功，使他50多歲瞭然而看起來卻比我這個20剛剛出頭的人更青春。
這種「否定」
我的權力，這種對個人在職業選擇，居住地選擇上的「否定」
，對誰有利呢？對國家？對人民？對我本人？其實對誰都沒有利。
但是，這種「否定」
就這樣被製造了出來，強加到了我的頭上。
計劃經濟時代他們製造稀缺，使得上廁所的草紙都成為稀罕之物，人們要得到草紙就只能請求他們的審批，也就是說「稀缺」
就等於他們的權力，所以我說「稀缺」
並不是必然的，不是因為中國人比較外國人而言更懶，更沒有工作精神和創造力，而是因為有人有意地製造「稀缺。
現在，他們則製造否定，因為否定就等於權力。
被製造的「否定」
和被製造的「稀缺」
在性質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是製造某種「虛無」
，從反的方面為自己的權力奠立基礎。
面對這樣的權力，我們如何自處？和他——這個名叫「校長」
的人——相比，或者把他和年少時我、我的那些狐朋狗友在街邊打人，在被打者的哀號和乞求中，甚至在被別人打得遍體鱗傷中體驗快感的方式相比，和我們從流氓行為中體驗快感相比，他要老練一百倍。
他不動聲色，一絲不苟地收藏著他的快感，不讓任何人知道，這樣他的快感的強烈程度一定是超越那群在街邊用拳頭，用打人和被打來尋求快感的少年們的。
他不打人，不罵人，他甚至不笑，但是他的快感是何其地充足呢？他的快感的源泉是何其地豐富呢？現在我要讓他的快感去見鬼，我要殺了他，和他同歸於盡。
1993年的春天，從4月開始一直到7月，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殺了他，和他同歸於盡，至於上研究生的目的已經不在我考慮的範圍之內了。
我所要做的是將他在我身上榨取的快感加倍地索取回來，我知道我沒有他的老練，我所能用的方式就是少年葛紅兵的方式。
我性本惡，上帝，讓我找回那個在街邊掄木棒的少年，讓那個少年回到我的身體里，讓我去死，但是同時帶上他——那個叫「校長」
的人。
我設想的第一方案是投毒，第二方案是爆炸，第三方案是刺殺……晚上，看著正在洗鹹魚的妻子，我的心裡充滿了淚水。
永別了，給我恥辱和快感的世界，我將帶著我的極樂的快感離開你們。
當然那個「校長」
後來並沒有死，我也活著，活到了現在，而且還在寫作。
我要感謝恩師盛浩良先生，當時揚州師院的副校長，他拯救了我，使我免於罪惡。
也免於死亡。
他在最關鍵的時刻出現了，他像神，他幫助了我，讓我脫離了那個死亡的深淵。
這是我一生中永遠深懷感激的人，此後我每年給他寫一封信，但我從來沒有拜訪過他，我知道對於這樣的盛大的恩情我是無比藐小的，無力用行動來表達感激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洗脫我內心深處的罪孽，用這盛大的恩情來超度自己。
但是恩師盛浩良先生在我離開揚州到南京讀博士的第二年便因癌症永久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聽說有人不願意為他發喪，但是他的那些學生們自發地組織了起來，為他送別的那天從各地趕來的人成百上千，為他送行的隊伍中光小車就有一二百輛。
要知道這些都是人們自發而來的，而不是任何組織動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