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犬東門豈可得乎？」(3)

那幾張老婆烙的干饃，早已霉得可以做大醬了，他也捨不得扔掉，在蘭陵郡的名儒荀卿學塾里，含辛茹苦，只是想混一張文憑，將來到郢都壽春，在楚國政府里，弄個處級幹部噹噹，也就謝天謝地了。誰知新來的同學韓非，在學塾中大講國際形勢，大談超級大國、合縱連橫、戰爭和平之類的話題。當然也不乏黃段子，簡訊息，桃色新聞，小道消息，讓李斯頓開茅塞，大開眼界。農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開化的速度更邪性。所以，近年來許多極新銳的作品，出自極農民的作家筆下，是可以理解的。於是，李斯覺得時機到了，對荀卿說再見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楚國這個「倉」，再大，也大不過秦國，那裡才是他這樣有抱負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幹的所在。權力基因驅使著他「西說秦王」，他相信，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弄個一官半職，當不難。因為自古以來的城鄉差別，受教育程度，疏離於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會基礎和人際關係，像上蔡縣出來的這位知識分子，獲得權力的幾率，較之城市出來的知識分子勢必要低。所以，在權力場的爭奪中，對於渴嗜權力而機遇不多的鄉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險意識，更多投機心理，也更多賭徒思想，不遵守遊戲規則的悖背做法，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非常行徑，李斯也比他人更無顧忌一些，按劣幣驅除良幣的定律，他在秦國權力場的鬥爭中，倒容易處於優勢地位。就在這種權力場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脫穎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權力頂峰。他走出上蔡時，沒想到會成為世界上這個頂尖強國的首相。所以，當可能的敵手韓非，出現在秦國地面上，他就以他攆兔子的那肌肉發達的腿腳，堅定地要邁過這位公子哥的障礙，並踏死他。儘管李斯承認自己，無論在學養上，在謀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決策的運籌力度上，遠不如這位同窗，但在卑鄙和無恥上，下流和搗亂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韓非卻干不出來。這位高傲的王子，永遠超凡脫俗，永遠高瞻遠矚，永遠揚著那思慮的頭顱，注視著動亂不已的六國紛爭，卻從不提防腳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計他的、那心懷叵測的紅眼耗子李斯。他對秦始皇說：「陛下要委韓非以重任？」「朕早說過，寡人若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他陰險地一笑：「陛下欲並諸侯，韓國不在其中乎？」「哪有這一說！」他匐伏在台階下，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陛下別忘了，韓非為韓公子，是有家國之人，最終，他的心是向著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這點道理，聖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斷啊！」秦始皇一皺眉頭。李斯心裡想，明年的這一天，該是他老同學的祭日了。雅貴出身的韓非，想不到李斯端給他的，不是羊肉泡饃，而是一碗鴆葯。五百年後，同樣也是雅貴出身的陸機，想不到拿到手裡的，卻是一紙軍前處決的斬首令。以他家族三代領兵為將的軍人風度，陸機對部下說：「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慷慨從容，仍是文人意氣，討來筆墨，洋洋洒洒，給下令處死他的成都王司馬穎，寫了一封「詞甚凄惻」的長信，然後，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斃命本非必然，純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華亭聽他的鶴唳，寫他的詩賦，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陽，來求什麼發展，江東半壁江山，還不夠閣下施展？如果說李斯以上蔡那區區小縣為「廁」，還情有可原，而陸機竟把人文薈萃的江東為「廁」，那他這隻耗子也太狂傲了。他以為洛陽不知是多麼豐沛的「倉」，他以為他來到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必是萬人空巷，夾道歡迎的場面，只要他一張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為文臣，非卿即相，為武官，非帥即將。即使退一萬步，以他的文學聲望，按大司空張華的評論：「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孫綽的評論：「陸文如排沙簡金，往往見寶。」由他來領銜文壇，銓衡士林，雌黃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職，權威，幾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其實，能當一個好作家者，未必當得了一個好官；同樣，一個當得好官的人，也決成不了好作家。當官的，若附庸風雅，可以，若絕對風雅，則可能壞事。陸機的文章寫得不錯，他的那篇《文賦》，是用賦的形式，寫出來的文學論文，具首創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論》，論東吳的興衰存亡，也是相當重要的史學論著，他要一直寫下去，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是舉足輕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寫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們這位作家，有了這點本錢，便以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卧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維了。他應該明白，寫作是他的強項，當官是他的弱項，舍其長，就其短，最後，失敗，殺頭，只能說是咎由自取。陸機到得洛陽，初時，順風順水，但「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被大家看不起；後來，他反水，誅賈謐，立了功，賜爵關中侯；接著，世事難料，千不該，萬不該，捲入走馬燈的「八王之亂」；試想一下，今天的一個中學生，從歷史課本的敘述中，都難理清這場狗咬狗的血腥內訌，誰殺了誰，誰又被誰殺了。我想，在殺得昏天黑地的當時，陸機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馬的一個個王爺，誰比誰更王八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