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校門外的世界

十六 校門外的世界

在運動初期,哲學系的情形比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當權派都相繼垮台了,陣勢大亂但顯得比較有生氣,唯獨在哲學系,由於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是響噹噹的左派,原來的當權派仍基本控制著局面,反倒顯得沉悶。系裡要求全體學生以班組為單位,坐下來學習文件,提高認識。由於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這給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幹部發難的人以機會,他們便以一貫正確的左派自居。我們被關在宿舍里,人人必須對年級里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表態。原來的班幹部,尤其是那位班長,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檢查。聽著人們沒完沒了地嘮叨雞毛蒜皮的陳年瑣事,一方恬不知恥地誇為光榮歷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給自己上綱上線,我感到荒謬和憤懣,只能以沉默抗議。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校園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氣勃勃,越發襯托出寢室里的死氣沉沉。左派們頻頻使用當時社論中的用語,命令每個人「觸及靈魂」,我在筆記本上恨恨地寫道:「你們的靈魂當然不必觸及,也無法觸及,因為你們根本沒有靈魂。」紅衛兵運動興起后,這些人又率先給自己套上紅袖章,神氣活現,所做的事卻仍是關起門來糾纏班級破事。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攪亂哲學系》的梯形詩,抄成大字報貼出來,諷刺哲學系的紅衛兵不過是戴著紅袖章的小老頭,呼籲打破班級界限,到社會的大風大浪中去。貼出不一會兒,上面就寫滿了批語,指責我形左實右、仇恨紅衛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辯論到底。我再貼出一首詩,滿意地讚許:「瞧這群激動的小老頭,現在總算有了一點兒生氣。」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之後,社會上沸騰了起來。作為一個對政治內幕一無所知的學生,我的革命熱情也被煽動了起來。所謂革命熱情,其實並無具體的目標,只是一種想要投身到沸騰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樣是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樣寫出許多革命詩篇,抄成大字報,然後被轉抄到紅衛兵的筆記本上,傳遍全國。然而,在現實中,我自己連紅衛兵也不是,班上的紅衛兵組織被那一夥自封的左派把持著,因而備感壓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學生開始到全國串聯,我和幾個比較親近的同學商議結伴出行,某一個左派立即在我們寢室門外貼出告示,宣稱倘若狗崽子膽敢外出串聯,他們一定要把我們從火車站揪回,決不留情。在紅衛兵極端分子的語彙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實我們都不夠格。他們所罵的,一是圖道,他的父親是西藏貴族,但同時也是在文革中受保護的國家級領導幹部,另一是班長,他的家庭出身不過是小業主罷了。有趣的是,許多年後,這兩人是全年級官運最旺的,分別為副部級和正部級,遠非那些孜孜於爭奪班級權力的人所能企及。我們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時候大串聯在全國已成燎原之勢,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見人影。我們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長、圖道和圖道的弟弟晉美,還有一個正在北京串聯的名叫許鳳的上海中學生,是一個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我很喜歡圖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過童年,從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種優美的平和風度。由於他始終以一種正直的立場和健全的常識看待班級里的糾紛,因此深遭左派們嫉恨。他對我十分友好,有時我因年少無知而口出狂言,他也總是予以寬諒。和他在一起,我感到無比踏實。大串聯期間,乘車不要錢,見車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車都塞得滿滿的,超員何止一兩倍,悶罐子貨車也常常用來載人。每到一地,當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機關、學校騰出的空屋裡打地鋪。當時畢竟年輕,倒也不覺得苦。我們選擇的是西行路線,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後到成都。一開始,我們懷著關心國家大事的熱情,把主要精力用於到大學看大字報,但很快發現情形大同小異,而我們實際上做不了什麼事。到達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聯,要求學生立即回自己的學校。我和晉美決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後再回北京。圖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們。許鳳特別想跟我們去,我也很願意帶這樣一個漂亮的旅伴,但晉美堅決反對,認為一個上海姑娘肯定會是一個累贅。出發那天,天蒙蒙亮,趁許鳳還沒有醒,我們就悄悄動身了。晉美健步如飛,我緊緊跟隨,整個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車到山腳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頂,那天陽光明媚,腳下四周是無邊無際的金色雲海,雲海里閃出一枚指環形的彩虹,人稱佛光,據說是峨眉山極著名又極難得一見的景緻,卻被我們不期而遇。第三天,飛跑著下山,穿越積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當天回到成都。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為了跟上晉美的節奏,一路連滾帶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嬌氣,下了一句「畢竟是一個上海人」的斷語。我對他這個旅伴卻很滿意,他像圖道一樣寡言,但更有一種深思的潛質。留宿金頂的那個夜晚,他勤勉地閱讀散落在僧房裡的文獻,並向臨時充當招待的僧人請教。我們在串聯中結下的友誼延續了多年,我分配到廣西,他去內蒙插隊,我們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農村表現積極,做了許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錢為生產隊買豬種。有一回,他寫信說,他有一個秘密,暫時還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實卻是他即將被批准入黨,但這件事最後告吹了。後來我們斷了聯繫,直到有一天,我在《參考消息》上驚詫地讀到,他在美國,成了**的發言人。從峨眉山下來后,我們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長決定從成都出發開始步行串聯。他說到做到,走了小半個中國,許多天後髒兮兮地回到學校。這人身上有一種超常的克己品質,意志十分堅強。其表現一是極能吃苦耐勞,剛學游泳時,他的姿勢非常彆扭,卻每次都以這彆扭的姿勢堅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極能忍讓,無論左派們怎樣糾纏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評,我和他住同一寢室,從未聽見他私下裡有半句怨言。畢業后他分配在某省一個最貧窮的鄉里,沒有任何權力背景,而能在官場穩步上升,除了機遇之外,他的堅忍品質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1967年上半年,我還曾兩次外出串聯。與第一次不同,這兩次可以算是組織派遣的。那時候,北大已成立以聶元梓為首領的新北大公社,我是這個組織的群眾成員。反對聶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岡山,人數很少,但氣勢很兇。根據後來的傳聞,**在接見聶元梓時勸她去上海避一避風,她便帶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員幹將是孫蓬一,此人一向對我友好,邀我參加。我們住在上海一棟舊式小洋樓里,也是打地鋪,小樓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麼,插不上手。孫蓬一交給我和歷史系一個學生一項任務,讓我們去無錫工廠調查兩派鬥爭,然後寫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個同學在調查后覺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結果寫了一組批評造反派的文章,印成傳單散發了出去。當時孫蓬一不在,他回來后看到傳單,臉色陡變,勒令停止散發。孫綽號大炮,容易衝動,文革未結束便被當做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暴死獄中。從上海回來后,閑著沒事,歷史系另一同學對中學的文革運動感興趣,約我一同研究。我們一起走訪了若干所中學,留在記憶中的只有三個鏡頭。一是西郊一所中學,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頭頭叫奚小明,一個軍乾子弟。這是很特別的,軍乾子弟一般都站在聯動立場上,而他是反聯動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頭,而最使我難忘的是那個圍著他轉的女孩,唧唧喳喳說個不停,全是崇拜他和體貼他的話語,實在令我艷羨。二是八一學校,這是一所軍乾子女聚集的學校,我們去時正看見葉劍英的小女兒被校革委會扣留,通知葉辦來人把她領走。三是聯動頭目牛皖平家裡,他剛獲釋放,慰問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終沉默不語。五、六月間,四川傳來武鬥消息,北大一些學生去那裡支持造反派,我也跟著去了,分在簡陽縣。當時北京的學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著首都紅代會的旗號,我們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紅代會的成員組織,這樣做也算符合事實。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紅代會是**的嫡系部隊,威望很高。因此,我們到達后,當地造反派聲勢大振,很快就佔據了絕對優勢。在兩派發生衝突時,我曾被對立派短暫綁架,混亂中摸走了錢包。我們駐紮在簡陽中學,那裡有一支精悍的文藝宣傳隊,四川姑娘的美麗使我心醉神迷。我單獨下到該縣禾豐公社,作為首都紅代會代表在集會上發表演講。離開簡陽時,送別的場面十分壯觀,造反派傾城出動,車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們唱著歌,哭著,我們每個人胸前被別上幾十枚**像章,臂上被套滿紅袖套。有一個天使一樣可愛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著我的手,車啟動時哭得特別傷心。回北京后,她給我寄來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帶露的鮮花。我還和禾豐初中的孩子們通信,他們回信說,大家爭相閱讀我的信,結果只好油印幾百份,人手一份,許多對立派的孩子哭了,說不該圍攻這麼好的紅代會哥哥。在這次串聯中,我沒有看到真正的武鬥,只看到了那些被捲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無比天真的熱情,這種熱情很容易被引向殘酷的自相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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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周國平心靈自傳(連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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