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和梁思成／陳徒手

陳徒手，本名陳國華，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先後在中國致公黨中央機關、中國作家協會工作，現為《北京青年報》副刊編輯。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國文壇紀學》等。說到遠慮近憂，對我而言，遠慮就是以後幾年裡的台海局勢，它有時就像一根不負責的導火索，滋滋冒火，隨時都會釀成一場事端。而近憂則是北京城追求現代化后所帶來的城市格局的巨大變化，全城都成了大工地，很自然地對古都風貌來個革命性的改造。台灣問題處理不慎，海峽兩岸敵意增加，對整個民族而言都是災難。我們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民族共識？有沒有解危難之一時的良方？這是帶給兩岸同胞的一個沉重的難題，也是壓在民眾心裡的一塊情感型巨石。而北京拆衚衕變舊貌換新顏的舉動則讓人隱隱作痛，市民們一方面慶幸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古城消失如此之快也會令人格外不安。依我個人體驗，這使我想起鄧麗君和梁思成兩位。1978年初，我考上廈門大學。宿舍離海灘只有幾百米，海的對面就是國民黨軍隊盤踞的金門島。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金門全島的樣子，有時依稀找出電線杆之類。如果順風的話，還能聽到對岸的廣播聲，內容大多是**的，煽風點火的。但是在播講文稿之間，卻夾播著鄧麗君的歌聲。你想，在剛剛開放禁錮，朦朦朧朧想象外面世界時候，清純、柔美的鄧麗君歌聲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震撼和衝進。我們躺在宿舍的床上，靜靜地聆聽著，誰也不敢評價什麼。就像柔軟的水潤滑過原本麻木遲鈍的心田，一天天變得鮮活起來。通過鄧麗君的歌聲，我們發現「水深火熱」的台灣寶島還有另外一種生活場景，她的嗓音塑造了一個「另類的台灣」，同時也極大影響了我們情感表達的方式——我們變得有些多愁善感，對男女之情也開始敏感、豐富起來。1978年到1980年間，學校組織各班民兵輪流到海灘站崗，值班之夜十幾個學生抽籤上崗。而我幾次都被抽到下半夜兩點至四點。當我背著槍在沙灘上來回巡邏時，黝黑的大海和有規律的浪濤聲是讓人害怕的，唯獨對岸傳來的鄧麗君歌聲給人不少溫暖，猶如家人般的叮嚀，姐姐一樣的體貼。這是當年黑夜站崗中最溫馨的一幕，比後來有機會看鄧麗君演出實況的錄像帶還具有感染力。那時正是改革開放之初。不少邊遠地區的人為生活或政治所困，常常冒險從這一段海灘下水偷渡到金門，被部隊和民兵抓住后毒打一頓，再扔上吉普車開走，他們今後的悲慘命運可以想象。我幾次看到這個場景，耳邊再聽到鄧麗君輕柔無比的歌聲，總是不忍心再多看一眼。幸好以後偷渡的越來越少，甚至到1982年已基本絕跡。而我們也敢於用簡陋的三洋收錄機（從福建海上走私來的）放鄧麗君的磁帶，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們在宿舍里不斷按倒退健。連聽了十幾遍《小城故事》，真正體會到「百聽不厭」這個成語的可能性。後來到北京工作，利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之便，第一次看到瓊瑤早期幾部電影，聽到鄧麗君演唱的主題曲時我已是淚流滿面，難以抑制。我們這一代人是感念鄧麗君的，說她影響我們成功的道路是不為過的。她改變了我們對台灣的印象，她是海峽兩岸宣傳效果最好的公眾人物，用歌聲溝通心聲，用歌聲化解敵意，使兩岸人民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著對方，看到民族血濃於水的最溫情的一面。鄧麗君的突然死訊，令我們措手不及，懷著一份敬重和惋惜。當時我們就在《北京青年報》上很快做出反應。雖然後來遭到有關部門的批評，但是我們卻以為做得值得，沒有什麼後悔之意。唯獨心痛的是鄧麗君走得太早了，她如果還活著，我相信對兩岸的感情交流依然起著推動作用。這幾年我一直利用業餘時間收集一些文壇資料，其中梁思成是一個重要專題。聽到很多專家說，如果當初聽梁思成等人的建議，保護舊城，另建新城，那古都北京今天將會有「當今世界殊」的驚人面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拆城牆，對梁思成而言是「抽筋斷骨」。我採訪過一個從事古建工作幾十年的老專家，他回憶當年奉命拆除阜成門牌樓，剛拆了兩天就接到命令，說再簡單恢復原樣待一個人來看。結果梁思成來了，在腳手架來回上下走了幾圈，坐下來看了半天，嘆了口氣就上車走了。梁走後沒幾天，這座被他形容得「美崙美崙」的牌樓就蕩然無存。可以回味梁先生當年悲苦無望的心境，誰能理解他這般幾乎快瘋掉的情緒？一座城市與一個人的故事，沒有任何亮色，只有苦澀，還是苦澀。今天，兩岸文化交流已經做得很完美，從鄧麗君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令我們最欣慰的地方。我們期待能保持這種良好的文化態勢，也期望兩岸的政治家能有更多的智慧、更善意的行為、更負責任的精神解決難題，不要像台灣某些人所宣揚的那樣「導彈已瞄準大陸十個重要城市」。我們不願聽到**一類不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言語，更想聽到的是鄧麗君有著無盡魅力的歌聲，這些跨越兩岸分歧的歌聲。北京的政府部門新近也宣布停止在古城大規模開發的計劃，並劃定幾百個四合院不容拆除。這樣將減緩北京古城區過量開發的步伐，有利於今後適宜調整建設方針。而對2004年，我舉出台灣海峽局勢和北京城市建設兩項作為我的遠慮近憂。也許朝壞的方向發展，人們更加憂慮；也許經過大家的努力，這兩者都有了好的眉目，則是民族幸運。如果我們多聽聽鄧麗君，多想想梁思成，2004年或許就好走一些。這只是我2003年底個人的一點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