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紅與黑(3)

「那麼以您的觀點，后４０回應該是一個什麼發展脈絡呢？」「對你這個問題我首先糾正一點，原著不是８０回之後４０回。８０回加４０回是１２０回，這是中國章回小說發展的最高峰。根據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寫１０８個女兒的角色，全書準備寫１０８回。１０８是我們中國文化中一個重要的代表數字，９是陽數，就是奇數，單數的最高代表；１２是陰數，就是偶數，雙數的最高代表。９乘１２得出１０８來代表最多，是一種象徵，不是實數。原著至７８回止，７８回往後筆墨驟變。」「談到１０８，讓人不由想起了《水滸》。《水滸》中有１０８將，曹雪芹是不是模仿？」「是的！《水滸》寫了１０８個綠林好漢，寫得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強盜原先沒人敢寫，你居然敢寫，而且寫得這麼好，曹雪芹深受其影響和啟發。曹雪芹大才，不能重複你，你的綠林好漢都寫絕了，我寫什麼呢？寫紅粉英雄，寫脂粉英雄。這是秦可聊的話。《紅樓夢》偉大的『大』就『大』在這裡。我這樣一說，也許你慢慢會明白了，我研究紅學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謂紅迷，認為這小說了不起，就是愛《紅樓夢》等等……當然也包含著這樣的因素，但實際上我並不是因為它是一部著名的小說而重視之，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書中包含的中國文化。我想通過紅學研究，看看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麼？我認為這種大精神就包含在《紅樓夢》中。」這時他女兒在一邊笑了，說我父親對《紅樓夢》和曹雪芹比對我們了解，他每年都為曹雪芹過生日，他卻不知道我和母親的生日。我笑了，問：「您說起《紅樓夢》簡直如數家珍，不愧是一個紅學家，可是為什麼您卻不願讓人稱你為紅學家呢？」「首先，我已不是紅學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１９８７年回來之後，我就向當時的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希凡同志談了我的願望，我不想在紅樓夢研究所了，我退出。紅學界的人事，種種複雜關係太費神，我是一個老書生，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我沒有那種能力處理紅學界中的種種利害關係，我何必在那方面費精力呢！我從１９７８年就脫離了紅樓夢研究所，這就等於脫離了紅學界。紅學界儘管包了全國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實際上掌握我們紅學界的就是紅樓夢研究所。還有，目前輿論界，一般的群眾對紅學不了解，認為你們這些人吃飽了沒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戀愛……這簡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謂紅學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讓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詞，我混在裡面，什麼事都扣在我頭上，讓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參與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學問。」「但是，大家都知道當年把您從四川調到北京，就是因為您的《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也算是組織上對您的重視吧！紅學界的一些事是應該和您分不開的。」「可是，我調京之後，當年的１０月就是批俞批胡運動的開始，我一步步地成為了批判的對象。以後所有紅學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連知道的權力都沒有，我是靠邊站的。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別是學術界的一些人仍然認為我當初調來主持紅學的一切。為此對我有很大的誤解，有很多事認為是我乾的，讓我有嘴說不清。還有一點就是我和紅學界的一些所謂紅學家沒有共同語言。」「一部《紅樓夢》在中國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們新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拋開對中國人現實生活的影響就夠讓人深思的。您能談談這是為什麼嗎？」「紅學的位置是由**提高的，這事人人皆知。沒有**，這部所謂的愛情小說還不知道是什麼命運呢！解放以後紅學的發展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沒有**那是不可想像的。當時批俞批胡也是**倡導的，但是運動擴大化了，有些一發而不可收。這已不是紅學的問題了，這是學術思想的大運動，震驚了世界。」「《紅樓夢》不但對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影響深遠，同時也影響到我們的文化生活。在中國的歷史上恐怕沒有一部文學作品能有這樣大的影響。」「是的，《紅樓夢》這種普遍地被重視、愛好、談論、研究、表現、表演，這已不是簡單一部書的問題了，這是一種現象，我們可稱其為紅樓夢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包含了對它的研究，還包含了許多紅學研究者，也包含了紅學界這個特殊的團體。這種現象的根本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生命靠生命維持「剛才我們談論的大多是一些學術性話題，我現在想問一點您個人的問題。您的一生可謂是大起大落，由紅變黑，有黑變紅，您能否談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記憶是什麼？」「說實話，紅學是一門悲劇性的學術，選擇了它本身就是一種悲劇。第一流的大學者不屑為之，對它有興趣的又不夠資格，於是就落到了我輩之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痛苦。當然這種痛苦只是我個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聯繫在一起的。」周汝昌說到這裡靜靜地沉默了，我望著他，默默地體會著他說的那種痛。過了一會他說：「你剛才問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憶是什麼，我告訴你，那是在抗戰時期，當時我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珍珠港事變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學封了，把學生遣散了，當時輔仁大學登出廣告招編，很多同學都去了，很多同學為了求學都去了！我堅決沒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寧，當地有一個叫新民會的漢奸組織專門搜羅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為他們服務，我當時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離天津市四五十里，屬於一個大鎮。有一天我親眼看見當地惟一的一個小學，教師領著一隊小學生打著新制的太陽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駐軍。那小太陽旗是用白紙制的，就是一張白紙中間用紅墨水畫了一個紅圈圈。當時在陽光下，小學生手中的小太陽旗刺痛了我的眼睛。當時我欲哭無淚，欲喊不能，一種絕望、一種痛讓我無法言表。我覺得我當時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問我最痛苦的記憶，那傷口一下便被觸動了。唉——」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