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鳳霞擬題，對她的永久懷念（…
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國公民，毫不誇張地說，我確實是飽經憂患、苦難備嘗；也應說是禍福相依，尤其是和親愛的妻子鳳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四十七年——從1951年到1998年——將近半個世紀當中，雖然經受了多少年人為的摧殘折磨，但終於是苦盡甘來，有一段堪稱幸福的日子。就在我們準備較為安定地共同在一起走完這最後幾年太平歲月的時候，在我的故里江蘇常州，鳳霞在十分難得離家遠行的一刻，卻在她深深感覺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就要從常州大酒店，準備晚飯後出門看戲的時候，突發腦溢血，經搶救一周離開了這個世界，在她自己說的「常州媳婦」的家鄉，永遠離開了我!離開了她熱愛的親人好友和美妙人間。
由於事起倉猝，毫無精神準備，像是突然墜落萬丈深淵那樣，出乎意料，使我實在無法接受。
鳳霞在常州市立第一人民醫院搶救一周之後，永別人間，消息迅速傳遍全世界，是我萬未料到，亦無從逆料到的。我亦無法設想，在召開追悼會的頭幾天里，家裡接到各方來的唁電共計一百八十八份，使我至今沒有一一看完，只在最後一份遲到的唁電——是由中國戲劇家協會轉來一份江西省李堅女士的電報。由於只有這一份是最後送到我的手裡，我就看到了，電文說的是：
從《文化報》獲悉評劇大師新鳳霞不幸謝世，悲痛萬分。五十年代，她在昆明成功的演出，轟動西南。但謝幕時不能站到第一排。當時昆明市委趙增益書記親自上台把她請到前排合影。後來在她的著作中還專門提及此事，並為我們寄來了大作。幾次文代會中我們親切交談合影，記憶猶新，怎能如此早地離開大家，太遺憾。她平生為藝術作出的貢獻將永存豐碑，盼祖光節哀保重。江西李堅。
近兩年來我的記憶力嚴重衰退，很多事情，一過即忘，但是現在還能記得李堅女士就是當年昆明市委書記趙增益的夫人，電文中鳳霞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當時已持續了很多年。在我的記憶中，50年代中，上海一家大劇場曾邀請鳳霞的劇團演出。中國評劇院領導安排了《志願軍未婚妻》一個新劇目，而且從外地調來一個女演員和鳳霞共同擔任同一個女主角，由兩人輪換演出。這樣的安排立即受到當時上海市長陳毅將軍的質問：「你們為什麼不演上海觀眾都期待的《劉巧兒》?」劇院領導無從回答。陳市長責令立即將《劉巧兒》的一應服裝、布景、道具立即運到上海，因廣大觀眾都等待看這個戲。評劇院領導只得照辦。而《志願軍未婚妻》上演第一場時即有大量上海觀眾詢問今晚是哪個演員上台。劇場居然不作回答，觀眾就不買票，等到開演前半個小時，少數觀眾溜入化妝室看是誰在化裝，看見是鳳霞化裝，立即票房爆滿。反之是另一演員化裝，便幾乎沒有人買票。到了這個地步，另一演員在這種壓力之下，進退失據，終於只得罷演而回。這種怪事、蠢事，只有這樣的「領導」做得出來，而這位女演員卻是冤枉無辜討來一場無趣而已。而鳳霞在當時從上海寫信給我，以至事後回到家裡卻以無限遺憾和同情寄予她的這位同她「爭角色」的同行。看來任何人要想扮演與新鳳霞「爭戲、爭角色」的任務都會註定了以一敗塗地而告終。然而這應當怪誰呢?我看這些低能的「領導」首先得檢查自己的愚蠢，然而這些蠢貨卻永遠不會這麼做。
鳳霞在那很長的一段日子裡受到這樣的待遇可是太多了，尤其到了那個滅絕人性、最殘酷、最野蠻、最下流無恥的十年「文革」時代。以她的年齡和絕代風華加上自幼苦練成材的表演藝術功力，本應是在舞台上最輝煌亮麗璀璨絕倫的評劇明星普照人間的時候，但她卻早被趕下舞台成為人人可以任意驅使、叱罵、奴役、欺侮的對象。從而在一次劇院正在演出的時候，她只不過是在擔任前後台雜役的任務。而當時她由於高血壓發作，難以支持而倚在牆角稍事休息的時候，評劇院的女領導恰好路過，厲聲問她：「你不幹活，靠在這兒幹什麼?」鳳霞說：「我頭暈。」書記問：「生病了?」鳳霞說：「血壓高。」書記又問：「血壓高，量過嗎?」鳳霞說：「今天在院里醫務室量過。高壓二百，低壓一百。」書記應答如流：「我高壓二百二，低壓一百二還照常上班吶。」她顯得很仁義，說：「記住明天早晨下鄉勞動，現在你就回去吧。」
那時我家自己購置東單北帥府衚衕馬家廟的十八間房的四合院早在「反右」時便被造反派強佔，我家已在和平里樓房住了多年。鳳霞回到家裡，儘管身體不適，但在晚飯之後仍然強打精神，縫一條薄棉被，找出一些換洗衣裳，我幫她打了一個小鋪蓋卷和一個裝日用品的小提袋。她告訴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郊區農村勞動，不知何時回來，匆匆抓緊時間睡了。很快天亮了，她又匆匆起床，掂了掂鋪蓋卷可能是她背得動的分量，她說感覺頭暈不舒服，但時間不多了，只得背起行李，然而就在邁步還沒有走出卧室門口時便一跤跌倒地上。
當時真把我嚇壞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來平時熟悉的計程車送到中國評劇院的關係醫院北京人民醫院，採取緊急措施，經診斷是「腦溢血」，住了約近一個月。記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個女書記來看她，她根本不問病情，也沒有任何問候，只對我說：「新鳳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醫院是國家負擔的公費醫療。假如你為她找院外的任何醫生和醫院，一切醫藥費用都由你們自己負擔，劇院概不負責。」這幾句話表達了組織上的「全部關懷」。
當時醫院還檢查出鳳霞的左肢偏癱以及左膝蓋半月板的骨部外傷。這是當時中國評劇院的「革命小將」學習在「文革」初起時，北京文藝界在「文廟」大院里將京城文藝界的權威人物所謂「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帶頭猛打猛抽，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鱗傷。老舍先生就在被打一身傷回家之後，翌日早晨手拿一本毛主席著作離家出走到太平湖投水自盡身亡。可憐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和我一樣從「海外」匆匆回國，一腔愛國赤誠，一心報效祖國，寫了多少熱愛祖國、歌頌共產黨、歌頌人民的作品，
最終落得這樣下場，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裡想的什麼，這難道就是這場大革命的意義和革命成果嗎?
而鳳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傷，就是中國評劇院的「革命小將」學習北京文藝界在文廟「打全堂」的後果。鳳霞告訴我，當時劇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一聲「令下」，鳳霞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頭看了一眼，卻是一個姓劉的青年演員，因為條件不好，平時不得重用，鳳霞出於好心曾特別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主要角色。劉見她看了自己，便更把她拉出來毒打，因此左膝蓋便受了重傷，導致成為永久的左膝至左肢癱瘓，終生無法恢復。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悲劇、一大丑劇，對國家造成的損失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我至今記得當年我從香港滿腔喜悅回歸新中國時的熱情，認為從此以後，我的祖國將一片光明，舊中國綿延長久的血腥和恥辱都成為歷史的陳跡，一個光明璀璨的新中國在東方崛起，一個長年充滿血腥和殺戮、迫害人民百姓的舊中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在北京，我在新中國的首都與老舍先生重新見面時都有說不盡的喜悅之情。但是在回北京的許多人中我是一個遲到者，是由於我早已熟識的周恩來先生電報通知我，要我速來北京報到的時候，我匆匆結束了還未結清的一部影片的掃尾工作趕到北京時終於遲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車，見到來接站的是電影局派來的同志，我問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經安排：繼續從事電影導演的職業。我表示我的志願還是做我原來的編劇，我雖然在香港做了兩年導演，並拍了四部影片，但電影導演的任務太過繁瑣，早已使我厭倦，不願再做了。和我談話的電影局主管人陳女士斷然說：「新中國的電影導演是一項光榮莊嚴的任務，參加新中國工作的人都應該服從組織的安排。」看來是沒有自己選擇的餘地了。我這才開了竅，知道「服從組織安排」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沒有什麼好商量的。當時由於對新中國和共產黨的崇敬，我也只得老實聽話，一切服從了。
新鳳霞演評劇《風雪夜歸人》劇照，飾玉春
到了電影局，頭一個接受的任務是導演一部描寫紡織廠女工的故事片《紅旗歌》。由於我沒有一點紡織廠的生活基礎，幾乎是拍了近一年，結果當然極不理想，是一個十足的失敗作品：當時既無拍攝的價值，拍后亦無保留的價值。往事不堪回首，不說它了。此後過了一段時間，我沒有接受新的任務，同事之間，工作也都比較清閑。當時北京轟傳出了一位年輕的評劇演員新鳳霞，以新編的《劉巧兒》一劇轟動京華，劇中「巧兒我自幼兒許配趙家……」的唱段在北京大街上、商店裡幾乎每天都在播放，過路人、拉洋車的沒人不唱。我住在西單舍飯寺電影局宿舍里，一些天天見面的同事由於知道我是從小生長在這裡的「老北京」，很多人常要我帶著他們逛逛老北京的熱鬧地方，在這之前我已同大家一起去過久負盛名的天橋，看到過雜技演員「飛飛飛」、說相聲的趙藹如。這時有人提到了來自天橋的評劇演員新鳳霞，那時她已從天橋進入南城的中和戲院上演劇目《小女婿》。有人替我了解了一下，她的戲票很難買到，我便打電話找到一個我當年的中學同學盛強，正在大眾戲院當經理，托他為我買了中和戲院當中一排座位，共十幾張票，我請了電影局的全部編導同志，包括上海來北京開會的老朋友夏衍先生。看完戲大家同聲說好，我同大家一起回到西單舍飯寺電影局。很久以後鳳霞還記得，說等我到後台去看她，但我卻怕打攪她休息而沒有去。
回想當年，我第一次見到鳳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個會議上，去了北京文藝界很多人，那時我常常見到從美國回來的相識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熱心促成我倆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他。那次開會談些什麼我現在已記不得了，但由於老舍先生熱心介紹撮合則終生不忘。我記得在開會休息時，老舍拉我去另一間屋裡看鳳霞。她坐在一個沙發里要站起來，我不要她起來，蹲下去和她說話，說了幾句，只告訴她我的住址和電話，又要開會了，便匆匆走開，但已感到正如老舍所說她是非常真誠可親近的。那時我因從香港回來不久，單身一人，寄住在東城棲鳳樓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樂家盛家倫，好友黃苗子郁風夫婦，另一位音樂家鄔析零夫婦，樓下有一組六間的大房間，原來空著，我介紹給好友原《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和夫人鄧季惺的《新民報》總管理處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間房裡，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間西平房，因為有一棵很大的榆樹，夏天樹陰如蓋，所以不受陽光西晒。但由於較長時間都空著，只由鄧季惺代我買了一些傢具空擺在那裡，朋友馬彥祥與京劇女演員燕銘結婚後借用去了。
建國初期的1951年，北京創辦了一個屬於文藝性質的雜誌《新觀察》，主編是兩位女將——我的兩個大姐郁風和戈揚。剛創辦不久，就叫我給她們寫一篇採訪新鳳霞的文章。那是鳳霞聲名鵲起，北京的廣大觀眾無不為這個青年演員傾倒震懾的時候，也可能她們聽說了老舍對我和鳳霞的關懷所想出的選題的設計吧。我很高興地接了任務，但我應當採取什麼方式對她進行採訪呢?我想到去後台不合適，去她家裡也不好。依照我的習慣，我決定請她吃飯，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請，我就又想到曾經給我買過一整排戲票的老同學、大眾劇場經理盛強，地方訂在大柵欄附近一個著名的飯館泰豐樓樓上的單間。鳳霞比我遲到，她一來就說她從來沒有一個人來過飯館，是她的包車夫老何送她來的。盛強為我解釋了為什麼選在這裡對她進行採訪的原因，她高興地接受採訪，回答了提出的一些問題。現在看來，我寫得很拘謹，不敢放開，那是我當時有所顧慮，沒有認識到她已達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緣故。寫那篇小文的日期是1951年6月。題目是《新鳳霞與新評劇》，是我作為記者頭一次對鳳霞的採訪。
由於新從香港回來，新鳳霞又是轟動京城的評戲明星，非常引人注目的青年演員，我對和她交往是十分謹慎的，雖然老舍先生對我多次介紹我們兩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對，但是我仍是保持應有的禮貌。老舍要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我到後台去看她，但我還是沒有主動地看完戲到後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電話來，急急地說有事求我幫忙，我才騎車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時她住在前門外虎坊橋大街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劇世家遲姓的房產，陪她同住的是她稱為二姨的善良中年婦女。看來她起床不久，身上還穿著粉紅色的睡衣，但屋裡幾個花瓶都插滿了鮮花。我是騎一輛英國罕波牌自行車去她家的，這輛車是我離開香港前買的，是一輛小跑車，輕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惟一的一輛，因為我在北京街頭上常遇同路的騎車人，在我身後跟一陣，然後快騎幾步又回頭來看一陣，再後放慢速度和我并行，問我：「你這車是在哪兒買的?」當我回答：「在香港買的。」對方便不做聲了。有的則說了一句：「咱們北京沒有。」只是在三年以前我感覺體力漸弱，鳳霞加嚴管我；上街必須叫一位小姑娘跟著我，我也不敢再騎車時，才把這輛被多年為我修車的東大橋有名的王師傅屢次誇獎是至今北京惟一的一輛英國小跑車，像過去說的「寶劍送烈士，紅粉送佳人」那樣地送給王師傅了。當年我告別香港買這輛車時，這輛漂亮的小跑車是掛在車鋪的牆上取下來的，如今它還是掛到牆上了。當然它和人一樣，比起當年亦是老了、舊了，失去了昔日光彩。
鳳霞讓我坐下，二姨倒茶給我喝，就出去了。鳳霞對我說，是因為過兩天全國青聯開會，她在大會上被指定發言，但實在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不知從哪裡說起，也不知該說什麼，想來想去，只有找您幫忙。我坐下來，了解了一些情況，然後對她說，我要回去想一想。這時我發現她不斷地往手上、臉上搔癢，問她怎麼了，她說因為院子里花多，芍藥開了，招來很多蚊子，咬了一夜，後來點了蚊香才好。
我看了看她的裡間屋的床位，便告辭要回去了。她送我出門，二姨也一同送我。回到棲鳳樓，同院的黃苗子郁風夫婦趕來向我了解情況，他們對我是非常關心的，並且知道是老舍的熱心介紹，一致讚美鳳霞的美和聰明善良，預料我會很快結婚的，並且沒有和我商量就徑自去找馬彥祥說：「祖光為了你和雲燕銘結婚把房子借給了你住到現在。他自己就要結婚了，你應當把房子還給他了吧?」馬彥祥把房子交還給我，我把寄存在陳銘德家早已買下的一批紅木傢具放到棲鳳樓的房子里。
60年代吳祖光與新鳳霞
頭一次我去她家，鳳霞後來對我說還有一個原因，是她二姨急於要看到我的緣故。而我放在心上，一時也不能去懷的是她那臉上、胳膊上被蚊子的叮咬，我就立刻想起我有一頂從香港帶回來的珍珠羅蚊帳，不正好給鳳霞用嗎?我在回去的路上買了一柄小榔頭、釘子、鐵絲、繩子……回去開箱子，把帳子找了出來，晚飯後又去了鳳霞家裡，把羅帳給她掛起來了。到鳳霞家裡去了一趟，我感到她不僅是一個天才的演員，而且善良純真，但在生活上卻缺乏照顧自己的能力，像夜裡被蚊蟲叮咬成這樣就實在難以想象。
文藝界這種訊息流傳很快，沒有多久便到處有人談到我和鳳霞關係的話，而且顯然出現了反對的意見。意見是我是從香港來的，香港來的必然是生活浪漫，慣於花天酒地，玩弄女人，道德敗壞，不負責任；看上了新鳳霞這個美人，好一陣便會扔掉了。持這種意見的，都是一些來自延安的老幹部，而且其中大都是所謂「領導」人物，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新鳳霞的命運的。鳳霞是北京市的演員，當然一切都得聽北京的領導，她的直接領導就是當時的李伯釗同志，是北京文化界的權威人物，鳳霞是當時北京最年輕最轟動的女演員，她的終身問題自然成為領導同志首要關心的問題。鳳霞後來告訴我，這位大姐經常找她到家裡，為她介紹過很多「進城」不久的中青年領導同志，而她對這些同志都認為不是她的理想，她惟一應付之策便是叫一聲：「伯伯、大叔……」拉開距離，遠遠走開。她告訴我這是在「舊社會」學會的日常應付外界困擾的有效方法。當然假如遇見了真正的麻煩，這種方法遠不夠用。我至今記得當時有一次我也參加了的在中山公園召開的集會，我的朋友畫家丁聰——今年八十二歲，大我一歲卻仍被人呼為小丁至今——在散會之際，走到伯釗大姐面前，冒冒失失地說：「我投吳祖光一票。」遭了伯釗大姐狠狠瞪了一眼，連我都怪他多話。北京市當時的文化局副局長曾有一次約鳳霞夜戲散場到他家裡談話，鳳霞應命去時，敲開房門，這位局長卻是穿著繡花睡衣，擁著紅緞子棉被，半坐半卧在床上嬉皮笑臉地和她談話，鳳霞轉身便跑出房門。
由於當時鳳霞遭受的各種壓力和干擾，促使我們的婚禮作了隆重舉行的決定，地點定在我幼年時便久已馳名，並且設在我家近鄰的南河沿歐美同學會的大院和大廳，以雞尾酒會的形式舉行。這在1951年的當時是北京文藝界的一件盛事。我請來的證婚人是郭沫若。鳳霞的主婚人是陽翰笙，我的主婚人是歐陽予倩，介紹人是老舍。茅盾、洪深、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等京城文藝界的大師老友和我們的多位年輕朋友都來了。周恩來先生打電話說馬上就來，但保衛人員出於安全的考慮，又接到電話通知，臨時有緊急任務不能來了。過了幾天周總理邀請我倆和老舍、曹禺兩對夫婦到他家裡晚餐，作為補報。那天鳳霞劇團的朋友全部出席，而且來了一大夥天橋江湖賣藝的老夥伴，什樣雜耍、曲藝、相聲、武術、雜技演員，真叫做極一時之盛，我們都開心極了。
這顯然是我的意外收穫，真叫我滿懷喜悅和幸福，和民間藝人的交往是我從小追求的目標之一，他們和我淵源有自，我將會從他們身上吸收到許多從知識分子那裡難於得到的生活和知識的營養。
和鳳霞的結合我當時認為是我一生幸福的開始，我滿懷喜悅之情，認為我將永遠這樣幸福生活下去；以常識而言，這完全是應該容易做到的正常現象。過去舊中國，外侮連年，刀兵水火無法躲避，如今這一切都成為過去，未來只有平安歡樂，是肯定無疑的。
1951年吳祖光與鳳霞新婚，於北京東單棲鳳樓家居門前
1954年我用在香港做電影編導掙來的錢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東面買下馬家廟衚衕的四合院的大房子，主要是為把我患偏癱的父親和母親從上海接到北京來終老天年。此外我也為了從小受苦的鳳霞從此有一個長期安居的理想住所，這當然也是我倆永久的願望，鳳霞當然是非常高興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又是北京當時最熱鬧繁華的王府井大街附近鬧中取靜的一條衚衕里，北京著名的協和醫院的隔壁。我和鳳霞婚後曾去上海探望過父母，兩老都十分喜歡這個美麗溫順的兒媳。到了北京之後父親依然從事書畫，但只能倚仗左手活動。父親當時便發現鳳霞也能提筆繪畫，原因是她從小唱戲，長大演主角，所有戲衣都需要自己置備，便在家和母親一起自己剪裁刺繡，自己畫花樣，竟打下繪畫的基本功。這大出父親所料，非常高興；尤其由於自己的十一個兒女中，竟沒有一個學畫的就越發高興了。
說到鳳霞學畫應當提到在這之前，我住在棲鳳樓的時候，那時我沒有電影拍攝任務，無憂無慮，經常找尋快樂。有一次我在家請了一些客人，如前輩梅蘭芳、歐陽予倩、洪深、陽翰笙，我的同行老友於伶、陳白塵和前輩書畫家齊白石、於非NFDF6以及住在同院的盛家倫、黃苗子、郁風來我家吃晚飯。十多位朋友把我家客廳坐滿了，齊白老是由他的看護人武則萱大姐陪同來的。齊老坐定后，我為他介紹在座的各位，他看見鳳霞之後便目不轉睛地被吸引住了，坐在一張大沙發里看著。武大姐在旁邊推了他一下說：「不要老看著人家，不好……」齊老生氣了，說：「她生得好看，我就要看!」鳳霞走到面前說：「齊老您看吧。我是唱戲的，不怕看。」滿屋子人全笑了起來。郁風站起來說：「齊老喜歡鳳霞，就收她做乾女兒吧。」鳳霞立即跪在地下叫「乾爹!」齊老非常高興地收了這個乾女兒，並且在一家湖南菜館請了一次客。
新鳳霞在當年自家的四合院書房內
以後我和鳳霞多次去看齊老，齊老每見到鳳霞都非常開心，有時有他的幾個學生同在齊老家，常常要其他人回去，獨留下鳳霞教她一人，並且常常叫他最信任的裱畫工人劉金濤陪鳳霞同去，而且不止一次用身上掛著的鑰匙打開常年緊鎖的大櫃，叫新鳳霞隨意取用他鎖在櫃里的大捆鈔票，要她吃他放在櫃里的點心。鳳霞看見點心已經發霉生毛仍吃下一些，鈔票從來不拿，她告訴乾爹：「我有錢，您留著用吧。」齊老還領著鳳霞去參拜他已故世的夫人掛在屋角廊檐上方的靈位，叫鳳霞拜「乾娘」。可惜鳳霞演出十分繁重，不能常去跨車衚衕齊家。我隨鳳霞去過幾次，在老人的門房、清宮老太監老尹手裡買過幾幅老人的畫，而很少直接去買乾爹的畫。那時齊老的畫「潤例」價格十元一尺，我花錢去買，怕老人不收錢，而老尹有些畫，是老人平時不給他工資，只是一月給一張畫作為工資。只有一次陳毅同志來我家，要我和鳳霞陪他同去齊老家，提出要老人畫一幅畫，齊老當時畫了一幅螃蟹給他，那幅畫是三尺，我代陳毅付了三十元。我們辭別老人出來時，陳毅說：「還要給錢的啊?」我至今記得他的四川口音。
只是鳳霞演出十分繁重，雖然乾爹特別喜歡她，但她去得很少。乾爹卻幾次到劇場看她的演出，而且戲散了仍坐在劇場外廳里等她一路送回家。
鳳霞只是憑著乾爹的幾次教導和公公在家時很少的指點，在幾年後受迫害致殘后成為一個畫家的。但是由於她的毛筆字太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畫要我寫字才能成為一幅完整的作品。她始終沒有改變這種現象，直到現在還留下一些畫，等待我慢慢給她填補題字。她愛說的就是：「乾爹說的，我畫畫，你題字。夫妻畫難得：霞光萬道，瑞氣千條。」
鳳霞在天津南市貧民區家庭長大，從小在「堂姐」家裡學戲，受盡折磨和辛苦，第一個心愿就是把戲學好，掙錢養家，另一個心愿就是學文化、識字。開始掙點錢了，就只能買小人書看，她多麼希望能識字，看印著文字的書。
住在棲鳳樓時的另一件大事，是住在我們大院樓上一間大屋的好友盛家倫對鳳霞在音樂，包括演唱方法和嗓音生理知識方面的幫助。家倫學貫中西古今，是國內極為罕見的音樂大師，又是著名的「魯男子」，平日對女明星及名女人極漠視，不尊重，但對鳳霞卻十分重視、愛護，經常給鳳霞講課，教她演唱和用嗓的科學方法。鳳霞十分認真地向他求教，甚至在夜戲演完還上樓找他長談。家倫長年過單身漢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我建議乾脆請他下樓在我們家吃飯，還買了一塊小黑板作為鳳霞上課之用。鳳霞向盛家倫學習的項目之一是識樂譜，但對此悟性甚差，我發現她始終學不會五線譜，即使最簡單的簡譜到老了也沒有學會；正像我後來在電腦流行時，很早就買來一台，兩位比我年輕的大家——葉楠和陳建功誠意地來教我，而我終於一點也學不會，把電腦出讓了；近年才又買了一台，由照顧我和鳳霞的兩個小姑娘小白和小王用電腦為我兩人列印文章。
鳳霞認為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轉折就是老舍先生為她安排的婚事，進了一個「滿室書香的文化人家」。我在馬家廟四合院的北屋靠窗下為她安置新購買的一個雕花嵌石的小書桌，旁邊一個紅木書架，買了一架書給她閱讀。學習的書、古今中外的名著小說排滿了一書架，看到她滿心喜悅的樣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吳祖光、新鳳霞與母親周琴綺及兒子吳歡
鳳霞首先致力的是她的演出，創腔、排戲，其餘的時間就是閱讀，並且開始了寫「作文」，作完了拿給我看。她進步之快使我驚訝，在這期間，她曾參加過大約半年官辦的「六聯學校」，是六個單位合辦的一個為文化不高的來自農村的老幹部提高文化的學習班，她也是非常認真，用功學習的。她的頭兩篇作文：《過年》和《姑媽》應該就是學習的「作業」。現在回憶，時間大概是1957年的春天，我查了一下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集《新鳳霞回憶文叢》竟沒有收進這兩篇文章，該是很大的失誤，也很難彌補了。當年這兩篇短文就放在我的書桌上，正巧《人民日報》記者夏景凡到我家來為該報第八版約稿，看到這兩篇短文，十分喜歡，我就給了他。第八版是專發文藝創作的副刊，很受文藝界的喜愛和重視，發表之後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首先就是大家尊重的長者葉聖陶先生，並且馬上電話通知我，說鳳霞兩篇小文引起他很大的震動，要我鼓勵她多寫，而且希望和他見面。為此我和鳳霞一起到東四八條葉家去看望過他，葉老十分熱情地誇獎鳳霞的成績，告訴我鳳霞的作品具有真摯的生活氣息，不是一般知識分子能夠做到的，希望她堅持寫下去，要給她充分的條件。老人對她的關愛和期待之情使我十分感動。假如時勢太平，生活安定，本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1957年，我——抱著赤誠熱愛祖國、熱愛黨的知識分子，拋棄了自己的一切投入祖國的懷抱，把家藏的價值連城的二百四十一件無價之寶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接著動員妻子把她全憑自己血汗，甚至有許多親自手制的戲衣、頭面……幾個大戲箱也全部捐獻。卻成為「反黨」的「右派」，而妻子對我一腔忠貞、一片赤誠，只因為斷然拒絕文化部一位領導要她和我離婚的威脅，她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那時，她不過三十幾歲，風華正茂，在人民的舞台上正在迸發光芒，冠絕當世，就憑她一片堅貞，也憑她在舞台上的奕奕光彩，場場演出都為劇團掙得滿座，以大量收入養活全團的時候，閉幕後卻不容謝幕就得到後台去勞動，倒痰盂、掃廁所，服賤役、受虐受苦……
「反右」以後，我被送到北大荒受了三年磨難，同去的一批「右派」，有的人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我應屬於不幸中之幸，原因是要利用我寫劇本，所以一年之後便把我從「勞動」中調到農墾局的文工團，從事寫作。於是保得健康身體，三年後平安返家。
我永遠不會忘記從北大荒回家的那天，鳳霞帶著三個孩子把家居的四合院布置得煥然一新，貼滿「歡迎」字樣的剪花、剪字，喜氣洋洋的光景。但臨去北大荒告別因「中風」而口齒不清的父親的形象也涌到心頭。又想到接得電報「父逝速歸」時已過半月，只有悲傷落淚的情景。自然也會聯想到三年前告別父親時不敢說明我被誣為「右派」，只說是因公出差，父親已半身不遂，全家把報紙、雜誌對父親封鎖怕他知道真相導致病重，更想不到半年之後父親會和我永別，而以後又出現了更加粗暴野蠻的「文革」，把我關到了所謂「幹校」，使鳳霞也失去了自由，從而使我高年的母親，孩子們親愛的「婆婆」雖然年近九十仍負起一家的重擔，最後精疲力竭在醫院去世。
鳳霞受苦受難的原因完全是由於我被打成「右派」所致，而我這「右派」又從何而來呢?我現在——事隔近半個世紀之後，才明白，竟是受了一個我的老朋友又是同行的陰謀陷害所致，這個「老朋友」就是備受尊重的前輩劇作家田漢。1957年田漢是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當掀起「反右派」運動時，他以與我觀點類似的反對「外行領導內行」的意見發表了與我觀點相同、而措詞比我更為尖銳的言論。在他自己看來大禍臨頭之時，和當時幾個上層人物如周揚、夏衍——有他太出乎意外了——共商挽救之策，決定移禍於我。就派人邀我去參加一個少數人的「提意見」座談會。至今我還記得，當時鳳霞極力攔阻我，而我認為是對黨提意見我非去不可，鳳霞甚至攔在門口，我用大力將她推開，幾乎將她推倒。我去參加了這個提意見會，有金山，還有一位女同志等四五個人。我提的意見是當時極為普遍的現象：一些沒有文化、沒有專業知識的低能幹部高高在上領導一些專家，有知識的、高水平的優秀人才的現象。我不知道這是他們設下的圈套，一同出席的幾個人簡直沒有提什麼意見，匆匆散會，看來他們都體會出這是一個預先設下的「鴻門宴」，而我完全是自投羅網。而我的意見登在當時「劇協」刊物《戲劇報》上，大標題是田漢擬的：《黨「趁早不要領導文藝工作」》，這不是明顯的反對共產黨嗎?
事情完全照田漢預謀的計劃進行著，接著就是整個北京文藝界對我進行嚴厲的批判，大會小會不下五十次之多。而我的妻子新鳳霞接受的便是從她工作的中國評劇院，至北京市領導，再上至部級領導，都勸她和大「右派」的丈夫離婚，但鳳霞表示出的是對於這樣的壓力絕不接受，一切威逼、利誘，軟的、硬的都置之度外。發展到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已成了一片「打、砸、搶」的人間血海。她在一切威脅壓力之下，沒有絲毫的動搖，所有的迫害在她後來出版的《我與吳祖光》一書中有非常細緻的描述，但是使我更加愧悔的是，這本在四年前出版的十五萬字的小書我竟是在今天要寫這篇小文時才在兩個深夜裡，坐在鳳霞這些年來每天伏案的書桌前讀完的。鳳霞已經別我而去，我怎能不傷心落淚!她受了多少壓力，挨了多少打，沒有絲毫的屈服。面對那些殘酷的所謂「領導」、那些隨風倒的「群眾」，沒有點滴的屈服。她總是說我是男子漢，而她才是真正的女英雄，我遠遠比不上她。
田漢對我的陷害我直至今年收到一封遠方讀者來信，告訴我在一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董健著的《田漢傳》一書中詳細記載了田漢誣我害我的全部過程，我才知道這一內情。可是事情已過去了近半個世紀。當然後來田漢的結局也是非常悲慘的，而我們也終於等來了和平安定的今天。親愛的鳳霞居然以殘疾之軀、半個身體沒有虛度過二十三年每一個日日夜夜，寫出了四百萬字，畫了幾千幅白石老人風格的水墨畫，每幅上我都為她題了字。
關於田漢對我的陷害我知道得太晚了，然而就在三天以前，先後兩次聽到田漢在被迫害致死前曾經對友人提到自己一生中最為痛苦自責的是1957年反右移禍於吳祖光，並因之害得新鳳霞半世殘疾的悲劇。這件無法彌補的惡毒陷害使他終生悔恨，永世莫贖。這話是他對我和他共同的好朋友鳳子說的；當時他表現出十分痛苦，這是我的乾女兒、老友趙丹的女兒趙青的愛人、作家陳明遠幾天前對我說的，那時明遠還是青春少年。這使我回想起，有一次，在周恩來總理的秘書張穎女士召集的一次聚會中鳳子對我說，要和我談幾句關於田漢的話，但是當時不記得什麼事打岔沒有談下去，而鳳子賢姐不久匆匆逝世，終於沒有談起。又在三天前老友曹孟浪來看我，同來的老友應雲衛的女兒應萱也對我說起聽田漢講過移禍於我而使新鳳霞終生殘疾的痛苦自責。都說明，這是他的真誠懺悔折磨著自己的心靈，也是真正的良心發現。
對於鳳霞寄予最大期望的葉聖陶先生，曾在她左肢致殘後為她寫過兩首詩詞，表達了老人對她最誠摯的感情。
其一
家常言語真情意，讀來深印心兒里。本色見才華，我欽新鳳霞。
人生欣與戚，自幼多經歷。嘗誦《闖江湖》，文源斯在夫。
新鳳霞同志每有新作刊布，誦之諏嘆賞。因填《菩薩蠻》一闋藉致欽慕之意，幸笑存之。
一九八年秋葉聖陶
其二
宛睹缶廬白石豪，鳳霞壽我十蟠桃；
心靈手巧多能事，劇藝文章價並高。
鳳霞繪蟠桃惠貺酬以一絕。
一九八四年十月葉聖陶
我和鳳霞一同去北京東四八條葉聖陶先生家，葉老對鳳霞的關心和喜歡至今如在目前。他是第一個對鳳霞寄予厚望的老前輩，鳳霞沒有辜負他的心愿，她一生取得的成就是古今中外無人可以取代的。她受到的冤枉、委屈、折磨、虐待無人可比，她取得的光輝業績，她的堅貞勇敢也無人可及。
寫到這裡，想到鳳霞生前對我的一片深情，真教我慚愧無地，無從報答。我現在只能以常州的告別作為這篇短文的結束。
常州之行
兩個月前的陽春三月，我接到我的故鄉常州的邀請，由於前輩畫家劉海粟美術館落成，將於4月5日舉行開幕典禮，要我和夫人新鳳霞一同參加。鳳霞近年來行動日見遲緩，畢竟日見衰老，和我們從和平里遷居過來的時候，不覺已經過了二十三年。那時候她以殘疾之軀，只要有人稍事扶掖便可以輕鬆地上樓下樓，但近年來顯然地腿腳大不如前，遇到熱情的客人邀請出去吃飯，至少要人在我們的四層樓里背上背下，因此，常常謝絕別人的邀請。但是這回聽我一說是常州之邀，幾乎沒有多想便說：「我是常州的媳婦……」以滿腔歡喜的心情答應了邀請，而且立即打電話給我們的好朋友《中國鐵道報》副社長鄭全庭先生，請他給我們倆以及日常照顧她的山東小棗之鄉的樂陵姑娘王朋朋買來4月3日下午直達上海的火車票。全庭還親自送我們上了火車，同車的還有一對畫家畢克官和王德娟夫婦，另一位是我們年輕的熱情朋友、天津《東方周末》的記者田丕津，這個攝影記者多年來過從甚多，有踩破門坎的交情。他行動快，辦事快，說話快，一切麻利，力氣也大，是鳳霞最信賴的人。
長年來，鳳霞所到之處都會引起轟動，她是一個快樂天使。在火車上，除了引起同車旅客的注意，常常過來看她之外，列車員引來列車長、車警以至餐車的服務員、廚師和廚師長都先後來到我們車廂里和她一起拍照，大田隨身帶著照相機幾乎沒有閑的時候，每張照片都記下人名，我們那個車廂從動身到常州的終點都是一路歡聲。
4日車到常州，我們住在常州大酒店，大田陪我住在1426房間，朋朋陪鳳霞住在隔壁1427房。鳳霞的喜悅溢於顏色，多次提到她是常州的兒媳婦。第二天就和我一起參加了劉海粟美術館的開幕式，並且由我推著她的輪椅細看大師的每幅作品，我們都想到幾年前大師和夫人夏伊喬一同來到我們的北京東大橋家裡的情景，大師現在已經成為古人，夏伊喬夫人也由於身體的緣故沒有出席這個展會，人世就是這樣無常的。
6日下午我和大田一起去了常州的紅梅公園，去看我一年前為公園書寫的一對長聯懸挂紅梅閣正面的兩根抱柱上。大田照了相，常州電視台帶著攝像機，並派記者一路採訪，走遍了歷代常州名人、名士的紀念館，又去了常州著名的文人名士聚居的「青果巷」。令人惋惜的是舊時房屋，大都拆毀改建，只立了一塊令人懷舊的碑碣，看來留存遺迹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而人們的記憶都是難以消失的。
從青果巷回到酒店之後，鳳霞抱怨我下午沒有告訴她跑出去半天，但我臨走前見她睡得正好，便沒有驚動她，又有朋朋在照顧她便放心走了。那天下午王德娟女士還給她畫了一幅素描小像，她看了說是一個「小胖子」，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可愛的小胖子。當天晚上我們還一同到劇場去看了當地劇團演出的常州喜劇《龍子龍孫》。她不太懂常州話，但非常專心看戲，演出結束還上台和演員見面。演員出身的鳳霞對她的同行一向是十分尊重的，她上台對演員表示感謝，並說這戲表現的是當前生活中非常重要而嚴肅的問題，也表現出演員的功力。由於她的上台，全場觀眾也大都留在場里看她，和我們一起出場。
第二天我大部分時間在屋裡接待當地的訪問和看常州的一些材料，鳳霞則被常州的一些朋友留在她的房間里畫畫，大概畫了近十幅水墨大畫。我過去看過她幾次，感到她興緻勃勃，難得每幅畫都畫得很好。在家畫畫不是能保證張張都好，而我認為不好的就不肯為她在畫上題字，她則是一貫照她義父白石老人的關照她畫我寫的慣例，連簽名都不寫，經常告訴朋友們或求畫者，說這是「義父」和「老師」生前的遺教，是「夫妻畫」。將近六點鐘，她又答應了晚上還要去劇場看戲，當時在她的房間里除去我兩個、朋朋、大田之外，還有畢克官夫婦，我的表妹——常州文物商店經理庄宜，劉海粟美術館的書記張安娜女士，我們要下樓去晚餐，然後同去劇場。下樓之前，鳳霞要朋朋扶她去一下廁所，進去不過半分鐘就聽見朋朋急著叫人，庄宜和王德娟就跑了進去，我也跟進去，見鳳霞已仆倒在朋朋腿上，在不斷地嘔吐，並用右手捶頭，說：「疼……疼……」大家忙著把她抬了出來放在床上，她仍痛苦地說：「疼……」嘔吐不斷……
我們立即把常州為我們照顧身體的醫生請來急診。他開始急救，並診斷為「腦溢血」，立即通知了市領導，很快由急救車送到常州第一人民醫院，一點也沒有耽誤時間，便由一位專家進行了檢查，通知我立即進行手術治療，但有一定危險，要我簽字。我當然知道這是惟一的救治方法，她便被送進了手術室，由於是無菌手術室，我不能跟隨進入，只有在外面等待。事出意外，而且事起倉促，但是常州當局是盡一切力量搶救的，並通知我手術後人已昏迷，但情況正常，希望可以搶救過來。使我感動的是政府各級領導動員一切力量，包括中央有關領導都表現了巨大的同情和關心。江蘇省委和政府也都派了專家醫師參加搶救工作。經我再三要求看看鳳霞在病房的情況，醫院才同意我隔著窗子看她，但是太遠我看不清楚，我又要求給我一個望遠鏡，只稍許近看了一些。這時我已把三個子女從各自的所在：法國、美國和香港電召來到常州。來自北京的四個花籃：全國文聯、全國劇協，周巍峙、高占祥的一直並列擺在鳳霞的病房裡。由於出現了第二次溢血，於4月12日11時逝世，其間中央領導同志表達了熱情的慰問，李嵐清和丁關根同志並且多次來電詢問病情和關懷，都使我全家十分感謝。
1995年8月22日吳祖光(右一)、新鳳霞(前坐者)與這套「回憶文叢」主編常君實在吳祖光家中
從4月4日至12日，鳳霞在常州只匆匆過了幾天，清醒的時刻，則只不過三天而已，但她是在自稱為「常州的媳婦」幸福而歡樂的時刻告別人世的。正在春風拂面，江南草長的美麗時光，畢竟太過匆忙了一些。她是在記事的幼年時經「堂姐」楊金香臨別告訴她才知道與出生地蘇州的淵源，而且說不出那時是幾歲時光。我在很久以前問過她：「你的記憶力這麼好，難道一點也記不起蘇州一點半點痕迹?」她只對我說：「記得一點點。小時蹲在家門口，家門就在一條小河邊。」當時我說：「對了，那就是典型的蘇州。我去過，是東方、中國的威尼斯。」
我們的晚年不是完全沒有矛盾的，有時矛盾還十分尖銳。那就是每次我看到她艱難辛苦地走路或做什麼吃力的活動時，立刻聯想她受害時的情景，不免憤怒責罵，罵當年那個迫害她的、那些至為惡毒的人。每當這時她一定立即反對我這樣責罵。此外就是她習慣於聽我的電話，我的確是由於她行動困難，給她打電話的人又多，才特別裝了一個電話分機在她的書桌上，為了給她更多方便。但經常在我與人交談時怒責這種不公平現象時，鳳霞的聲音便出現了，阻止我再說下去。使我不得不憤怒地責備她破壞我的「言論自由」，批評她乖離常識，是干擾別人自由的「違法」行為，我竟完全沒有想到這是她出於對我的關懷，怕我「闖禍」。好友郁風賢姐在寄自澳大利亞的悼文中說：
祖光啊，她無時無刻不在為你擔心!生怕你在人前在紙上胡說八道，再惹禍端。
多麼簡單!多麼明白!郁風大姐比我理解她多得多了，而我就這麼粗心，和她共同生活了大半生，她由於為我受了這麼多的苦才形成這麼大的戒備，無非是為了我的安全，而我竟如此遲鈍，如此無知。現在理解了這一點，但是一切都遲了，只留下終生的悔恨。而且平心而論，無論是大環境、小環境，現在比起苦難的當年畢竟是寬鬆、開放多多，也安全多了。過去不會再來，為了紀念親愛的鳳霞，且不再牢騷、不再怨恨，安然度過餘生、晚年吧。
鳳霞走得太匆忙，臨去時連叫我一聲都沒有，我最後聽到的就是她一隻右手捶著頭，說：「疼、疼……」醫生趕來，我就退後，再也沒有聽見她說一句話了。王朋朋告訴我，她最後說的是：「回首往事……」那是說她還有知覺，還在思索。沒有到達常州時她天天都在寫文章，都是往昔的回憶，每天都在寫，沒有一天空過。
為了證實朋朋告訴我她說的，我特別打了一個電話給常州的表妹庄宜，問她聽見鳳霞最後說了什麼。她在電話里回答我：「鳳霞最後說的是：回首往事。」
這四個字不像她日常的習慣用語，但卻是她受到慘無人道以致殘疾半生之後，寫了四百萬言皇皇大作的全面概括，是她一生寫作的總標題。現在我只覺得她的痛苦全是我的過錯，我終生不能報答她了……
這篇懷鳳短文是李小林賢侄女遵長者巴金仁兄之命要我寫的，但是「苫次昏迷」，語無倫次，寫寫、哭哭、停停，歷時半月才匆匆寫就。生平沒有寫得這麼困難，這麼吃力過。在鳳霞天天坐的座位上、書桌旁，清晨、黃昏、燈下，總恍惚鳳霞仍舊坐在這兒，但她卻真的不再回來了。她是由一行靈車、警車直接護送從常州直到北京八寶山的墓地的，她永遠不再回家來了。
鳳霞，鳳霞，驚才絕艷，曠古空前!你的堅貞勇毅、音容笑貌將永遠留在觀眾的心裡，將永遠活在我和子女後代的心裡……
1998年6月4日凌晨六時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