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憂?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從很早的年代起，人類就與酒結下不解之緣。酒的發明是聰明人的天才創造，她象徵歡樂，亦體現哀愁；能排解寂寞，更能給人幸福；因此她又是文學藝術的誘因和媒介，使人生詭奇美妙，多姿多彩。有鑒於酒對古人、今人、他人、個人的神奇魅力，我接受中國酒文化協會的委託主編一本關於酒的文集，暫定名為《解憂集》。夙仰足下文苑名家、酒罈巨將；文有過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敢祈惠賜宏文，抒寫您與酒的一脈深情。為江山留勝跡，為兒女續姻緣……1987年8月1日早晨八點鐘，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駕光臨，由於警車開道，扈從隨侍，不僅蓬蓽生輝，亦且四鄰震動。雖然匆匆來去，為時短暫，卻把素日見官膽怯的荊妻嚇得一病幾殆，也急得我幾身冷汗。直到晚間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復正常，才放下心來。想想為此著急亦屬無謂，於是按照我原來的打算，在燈下草擬了上面的一紙為《解憂集》而做的徵稿信。這封信是我在頭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寫完的，沒有因為突然發生的事情而改變我的計劃。酒文化叢書編委周雷同志在這之前不久要我寫一本關於酒的書，字數在十萬左右，但是被我謝絕了。理由是我完全算不上是個嗜酒者，當個「酒客」都不夠格，遑論其為「酒鬼」、「酒仙」乎?就如我一生當中為人處世一樣，一貫都是被動應戰而從未主動出擊過。我喝白酒，約有半斤之量，但卻沒有自己獨飲的習慣，都是在他人殷殷勸酒之下才舉起酒杯來的。回憶小時在家，父親是有酒癮的，晚飯時常常要喝點酒，賢慧善良的母親能喝酒而很少喝；父親喝酒會紅臉，而母親酒後臉更發白。我至今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用筷子蘸酒，叫我抿一抿，我雖覺得很辣，但卻能忍受，連眉都沒皺一下。父親很開心，誇我長大定會飲酒，母親則反對這樣「慣」我，而我心裡很覺得意，像得了獎那樣快樂。父親在家裡請客的時候，喝酒時要划拳，平時溫文爾雅的伯伯叔叔公公們這時扯開嗓子叫得一片山響，小孩們當然只能扒在門縫往裡看，也感到特別高興。至今給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家鄰居住著一個拉洋車的老王大爺，他是一個孤老頭，我上了中學之後，每天下學回家，和一群同學在大門外一片空場上踢小皮球玩的時候，王大爺也拉了一天車回來休息了。他常常端一個白瓷茶杯，拿一包花生米，杯里裝的是白乾酒，坐在我家大門前雕刻著獸頭的上馬石上。把花生米放在衣袋裡，喝一口酒，吃一粒花生米，還把花生米去了皮，一扔老高，然後仰起頭張開嘴，花生米穩穩噹噹落進嘴裡，扔得非常准，從來沒見他失過手。這一手絕技讓我和同學們看傻了，連球都忘了踢。然而最叫我不能忘記的是那一陣陣白乾酒的香味，怎麼那麼好聞!到我長大之後，自己也能買酒宴客的時候，即使飲的是茅台、五糧液、特曲、大麴……總覺得似乎也比不上王大爺的廉價白乾酒香。在日寇侵華戰爭的前一年，我以偶然的機緣參加了一項工作，從此便離開了我只讀了一年的大學，再也不能恢復孜孜以求的學子生涯了。「誤落塵網中」，一去竟逾半個世紀，老王大爺的白酒回味猶有餘甘；而我自己至今尚不知品酒，更沒有酒癮，想想深感慚愧。但即使如此，我的一生酒史當中竟有三次大醉，便我永遠難以忘記。那就是每次醉后都十分難受，像害了一場大病一樣。第一次是在1943年我隨一個話劇團從抗戰陪都重慶來到成都，全團演員及工作人員七八十人住在五世同堂街華西日報社內，過集體的游牧生活。行裝甫卸，還沒有完全安頓下來，卻有友人來訪，是由某位長者介紹相識不久的中年人、新任的四川一位縣長。他初長縣篆，春風得意，正在和我高談闊論之時，跑進來一個劇團的女演員，進門也沒打招呼，就跑到這間集體宿舍的屋角她自己的床鋪前脫下外衣和罩褲，換起服裝來。我發現這位縣官老爺不斷地掃視正在更衣的女郎，話也不說了。直到姑娘換好衣服又匆匆跑出去他才恢復了正常神態。看來他明明是被女演員的風姿鎮住了，但是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卻是：「你們的生活真是浪漫主義啊!」這句話本不算什麼，但不能容忍的是他那低俗的語氣和表情，這使我想起當時社會上有那種對戲劇界的輕薄、鄙視的歪風邪氣，而對這位友好的來客我竟想不出用什麼語言來回答他。熱情的縣太爺可能發覺了我的不快，極力邀請我去一同晚餐。川菜舉世無雙，那家餐館——「不醉無歸小酒家」，每隻菜都做得精美無倫，我悶著頭喝悶酒，不知不覺兩個人喝了一斤宜賓五糧液，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多。出門時縣長給我叫了一輛人力車，我回到五世同堂下車后只覺得兩條腿完全軟了，兩隻腳踩在棉花堆上一般，東搖西晃地走進自己住的那間水閣涼亭——是用布景片搭起的四面牆和門窗的簡陋房間；衣服都來不及脫，倒在床上便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悠悠醒轉，渾身癱軟，有如生了一場大病一般，至少到三天以後才逐漸正常。這是頭一次讓我領教了酒的威力。1947年秋天，我應聘從全國內戰爆發的上海匆匆出走到香港，就任一家香港電影公司的導演，住在公司總經理蔣先生的九龍界限街的住宅里。同時住在這座寬大的花園洋房二樓上的還有作曲家陳歌辛，著名的女明星孫景璐、李麗華、陳琦、陳娟娟和她的形影不離的婆婆。總經理在那年冬天舉行過一次宴會，在樓下餐廳內擺了兩桌酒席，大部分都是公司內外的電影從業人員。很多人都會鬧酒，筵席上又是划拳，又是敬酒，十分熱鬧，小咪李麗華和孫景璐尤其叫得厲害。對於喝酒，我從來是不積極的，但是在這一頓晚宴里，我竟被灌得爛醉如泥，耳邊只聽見娟娟婆婆的一口四川話說道：「吳先生真好酒品。看，他喝醉了一聲不響……」又聽見她對別人說：「他醉了，不要再叫他喝了。」從這以後我便再也沒有感覺，直到第二天醒來，發現我睡在二樓房間里自己的床上，頭疼得很厲害。我苦苦地尋思，才想起昨天晚上參加的這場宴會……最不可解的是我全身換上了睡衣，不知是誰給我換的衣服，脫下來的衣服全都好好地放在牆角的沙發上，這件怪事我連問都不敢問，至今不知道這個細心的好心照顧我的人是誰。當然，像生了一場大病的那個難受勁兒和頭一次醉酒完全一樣。1956年是我回到新中國做了我既不勝任又不情願的電影導演的第七年。我最後拍攝的一部電影是已故周恩來總理下達任務的著名京劇演員、四大名旦之一程硯秋先生的名劇《荒山淚》。這個我本來極不想接受的任務由於可愛的天才藝術夥伴程硯秋先生的有效的、愉快的合作而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和幸福。熱情的、坦率的程先生在攝製工作完全結束的那天忽然提出要由他個人設宴招待攝製組的全體人員，並且一言既出便絕對不能辭謝的。酒席設在頤和園的聽鸝館。程硯秋先生，這位京劇大師，專工青衣，以扮演貞淑烈女，尤以悲艷形象為擅長；程腔的幽怨哀思，纏綿婉轉至今為京劇旦角唱腔藝術的巔峰。而在生活中已臨近老年的程先生早已失去往昔的苗條纖細的身材而成為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經常口銜比手指還粗的雪茄煙。在這個宴會上，所有比他年輕的客人又發現他是個豪飲無敵的酒家。那天程先生十分高興，對每一個客人頻頻勸酒，而我成了他對飲的第一人，結果是待到宴會結束，我連路都走不動了。由於很多人都醉成了我的模樣，那天大家都是乘坐了一隻大遊船穿過昆明湖，然後走出頤和園的大門的；其中惟獨我一個是仰天平躺在船頭甲板上，眼望藍天上的白雲。後來是怎麼回家的，也是至今不知道。我的醉酒史只有三次，到此為止，再未醉過，彈指不覺三十二年了。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將不會再醉第四次，因為每一次醉后的那幾天實在是十分難過。前面我說過，提起飲酒感到慚愧。為什麼呢?只緣半世未斷飲酒，而從來沒有領略到酒之佳趣何在，以至於分辨不出茅台、五糧液、特曲、頭曲、大麴、二曲……之區別，喝酒時未覺過美，喝醉時苦不可言……飲至微醺似乎也有點陶然之味，但舌頭卻要被辣多次，所以終於未能養成自斟自飲的習慣，辜負了連年以酒相贈的友情。因此，我內心真是羨慕那些嗜酒如命的朋友們。記得1956年著名的詞章家許寶駒先生突然來訪，並拉我去逛琉璃廠，兩人沿著琉璃廠街的古玩店、舊書店一家一家地瀏覽、閑步，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我忽然發現寶駒先生講話時舌頭有點大，看他的臉也紅了起來，而在我家未出發之前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真叫人納悶，不知是怎麼回事?這引起我的注意，才發現他在觀看牆上的字畫時，伸手從衣袋裡掏出一個扁平的酒瓶，打開蓋，喝一口，又蓋上送回衣袋裡了。我想，這才真叫酒癮發作吧?而我確是未之前見。分手時我感到先生已邁步不穩，是我送他回家的。還記得在香港時，有一次電影界聚會，敬酒罰酒幾成一場混戰，好多人都喝醉了。明星陶金醉得寸步難移，由於家住九龍，要乘輪過海，但陶金被剝奪了買二層樓輪渡票的權利，因為他是被人抬上船的，被抬著的東西只能作為貨不能算人，大家只好給他買了貨船票過海。大英帝國執法如山，毫無通融餘地。解放前的多年好友話劇作家宋之的，好酒成癖，後來發展到每飯必酒，解放后終以長年貪飲，引起肝硬變，不治而逝，正值壯年，令人思之傷感。當然也有例外，在好友行列之中的楊憲益先生，當代英文權威，而且是學貫中西，舊體詩下筆成章做得呱呱叫。以我有生經歷而言，他當得起是當代第一名的酒家。只要你走進楊家客廳，首先是倒一杯酒待客。喝到吃飯的時候，飯桌上再是一杯一杯地喝酒。飯後回到客廳，再喝第三次酒。看來憲益先生對於水已不需要，而全以酒代之。英籍夫人戴乃迭與憲益有同好，對坐對飲是兩夫妻的正常生活；真乃是天配良緣，幸福家庭。已經有醫學界的專家看準了楊憲益先生這個對象，打算在適當的時候解剖檢查先生身體里的酒精含量，查一查他具有什麼超人的特異功能使能致人死命的酒精無奈他何!鑒於袞袞諸公之嗜酒，反顧我行年七十而不知酒中之趣，實為天生魯鈍，缺少慧根而絕不是酒之過。中外歷史上酒仙酒神不計其數，酒終於是人類的天才創造，所以在我發出不足百份徵稿信之後，竟收到宏文五十餘篇，篇篇充溢酒香，令人愧感。不少作者除著文之外，還給我寫了信，銘記下這一歷史時代的厚意隆情，使人永不能忘。集子的名字取為《解憂集》曾使我斟酌再四。楊憲益大師信中說：「喝酒只為了好玩，無憂可解。」他是反對這個題目的。但我回信給他說：「憂國憂民，得無憂乎?」他也就不再反對了，而且寫了文章。1988年春節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