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是個不合時宜的人

我的媽媽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她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但常常不討有些領導的喜歡，當然，也有的領導很喜歡她。我想我的性格中的一些不合群，反向思維的東西，恐怕就來自於她，儘管我們沒有討論過，但我能感覺到。

可惜的是，我只學了一些表面的東西——反叛，至於為什麼反，只是憑著直覺，反了以後怎麼辦，不知道，我常常吃自己釀下的苦果。

「理性的女人可敬，感性的女人可愛，將感性和理性相結合的女人可親。」

我媽媽算不上是一個將理性和感性相結合的女人，所以，有時候她可敬，有時候她又可愛，還有的時候，她又令人可憎。在寫父母的過程中，我反覆咀嚼他們，也反思自己，我想，這將對我的今後發展有好處。

媽媽說一不二，家裡的事她一個人說了算，我和爸爸的話只做參考。生活和工作中，她認定的事，九條牛也拉不回來。這給她帶來兩種不同的評價，有的人說她可愛，是個正直、原則性強的人，也有的人恨她，恨得牙癢，令她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

在我的文章里，我不想就她的具體事情來寫，那樣會涉及很多的人和事，我只寫對我有極大影響的幾件事。

一、老是和潮流別著勁的女人

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小學四年級，那時全國評出來10個「十佳少年」讓我們學習。有9個小朋友都是做了很長時間的好人好事的，只有一個小女孩的事比較簡單，她是與闖進家裡的壞人作鬥爭。材料介紹說，當壞人闖進家后，這小女孩乘壞人不備，從二樓陽台上往下跳，跳下去后沒找到大人，她又從樓梯返回家去抓壞人，勇敢地保衛家庭財產等等。看完這條，我就產生了聯想。我想，連續做幾年好人好事很難，而且還不知道能不能被人家發現，也許就白做了。只有這個小女孩的事好學。於是，我對媽媽說，我要向她學習，我也要保衛家庭財產。那時我們家住四樓，媽媽一聽，就生氣了，她嚴肅地對我說：「不準學也不準跳樓！孩子，假如遇到這個情況，你能跑就盡量地跑走，跑得越遠越好。假如當時跑不走，也不要反抗，然後再伺機跑走。」

我問：「那壞人把我們家東西偷光怎麼辦？」

「不要了，你的生命遠比家裡的財產寶貴。」媽媽不僅告誡了我，還打電話到有關部門投訴，說媒體誤導無知兒童。

緊接著學校里又開始學賴寧，賴寧是一個救火英雄，全國的少年兒童都在學，可是媽媽就是不讓我學，老師布置我們寫學賴寧的文章她也不准我寫，也不讓我參加學賴寧的演講比賽。

我急了，說：「老師說，我們是學賴寧的精神。」

媽媽輕蔑地說：「沒有救火行動哪來的精神？」

「賴寧學習好，還幫助老奶奶。」我把老師的話重複給她聽。

「你學習不好嗎？你沒有做過好人好事嗎？為什麼大家不學你呢？因為太普通了，每個人都能做到。只有他救火了，並且獻出了生命，才是你們所沒有的，才是值得你們學習的。但是，救火是成人的事，即使是那座山被燒光了，也不能把兒童的生命賠進去。」

她甚至對有些見義勇為都有看法，她說：「讓赤手空拳的市民去與武裝到牙齒的歹徒搏鬥，那不是毫無意義的犧牲嗎？那要警察幹什麼呢？見義勇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一味地提倡。」

還有一次，有一個先進事迹宣講團來學校巡迴演講。內中有一個醫生介紹自己的事迹說，在年三十的晚上她主動值班，讓科里的護士與男友約會，結果因為她不在家，她的孩子發燒沒有及時治療，成了肺炎。

媽媽在家裡大罵這個女人，說她是個沽名釣譽的小人，在課堂上，她也抨擊這個女人，媽媽還寫了文章登在一個婦女雜誌上，說：一個女人連自己孩子的生命都不愛，還有什麼資格奢談「愛心」？

這樣看來，好像媽媽很冷血很沒有責任感的樣子，其實也不盡然。

粉碎「四人幫」后，媽媽參加了「平反昭雪」的工作，據她說，到86年之前，她有很長的時間就是調查、了解，寫平反材料，還寫悼詞、開追悼會——給「反右」和「文革」中死了的人。這些我都沒有印象，只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個教外國文學的老教授，剛解放時就是行政15級。經過幾次運動，級別一降再降。後來儘管平反了，也只是給他恢復了原級別。好像是90年代初吧，他得了絕症，惟一的孩子在外地，他的太太整天哭泣，說老頭子有一個願望，想住一下高幹病房。在中國這個等級森嚴的國度，又在那個年代，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換句話說，是一件拿錢都辦不到的事，為了滿足老教授的心愿，媽媽到處找人，到處求助，最後找到已經畢業的一個學生，他的父親是省老幹部保健委員會的，找他批了條子，老教授終於住進了高幹病房。老教授死時，他的孩子還沒回來，他的太太悲痛欲絕，身邊沒有一個親屬。正在那時，媽媽趕到了醫院，老教授死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媽媽穿的。這件事我之所以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這之後有一天老教授的太太從外地回來，為感謝媽媽送給媽媽一小包沒有包裝袋、用報紙包的甜甜的點心，晚上回家媽媽拿給我吃，告訴我，這是新產品，叫「薩琪瑪」。

為死人（不是自己的親屬）穿衣服這件事我思考過很多回，我就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想了半天，我想我可能做不到，大概很多人都做不到。

如此說來，媽媽也是有愛心和責任感的。

二、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女人

年輕時的媽媽心高氣傲、目空一切，那個年代的各種榮譽她都擁有過，什麼「學毛著積極分子」啦、「五好戰士」啦、「知青標兵」啦等等。

可是自從有了爸爸和我，媽媽就不思進取了。除了勤勤懇懇地完成本職工作以外，她的所有的時間都留給我和爸爸了。而爸爸呢，除了不會做家務，其餘的都會。喝酒、抽煙（現在不抽了）、下圍棋、拉二胡、拉小提琴，還有就是沒完沒了的寫作。

粉碎「四人幫」以後，百廢待興，很多人都從大學里調出去了。

可是，生活相對媽媽來說，如同頭頂上的這一片天空，滿布著耀眼如星的希望，伸出手來卻是遙不可及。

有一個從大學里調到外貿的叔叔，經常來家鼓動媽媽，說：改革開放，外貿局一分十幾個公司，缺人缺得不得了，上面要我挑頭組建一個進出口公司，你過來，保證你在短期內房子也有，票子也有，位子也有。

當時，我還抱在媽媽的懷裡，爸爸是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大男孩，他自己都需要別人來照顧，他怎麼來照顧我呢？媽媽如果出去闖蕩，整天要出差，勢必要傷到我。媽媽權衡再三，放棄了，安心地在校園裡上班下班。如今，二十年多年過去，當年邀媽媽出去的叔叔現在已經是一個很高位的官員了。許多年後，她講到這件事，言語中竟然也沒有遺憾。她說：適合他的，不見得適合我。

同樣的事在80年代末又上演了一次。當時前蘇聯政局動蕩不安，國家要派許多觀察員去前蘇聯。媽媽曾經是學俄語的，她當年的班主任就找到她，讓她來「蘇聯問題研究所」，擔當去蘇聯的文學觀察員，媽媽這一次是真動心了，她就跑到校黨委要求請調工作。89年我正好上小學一年級，很頑皮的，不想做作業，整天就想著玩、玩。媽媽就凶我、打我的屁股，爸爸不讓打，說媽媽是粗暴的教育，要由他來管我。你想，爸爸怎麼能管我呢，他管自己都管不過來呢。幾天的作業一不交，爸爸也沒招了，權力又回歸媽媽，由此也斷了媽媽去蘇聯的念頭。

多少年後我分析了媽媽的當時心態，其實這是她潛意識裡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一個託詞。總以為別人離不開她，其實是她離不開我們。

那時候，爸爸媽媽住一間房子，我住另一間房子，夜裡，我想上廁所，可我不敢起來，我怕鬼，又不敢說，我就那樣憋著。與別的很多小朋友相反，他們生怕家裡多一個孩子於他少了一份寵愛，而我則常常纏著媽媽，讓她再給我生一個弟弟或妹妹。長大了，我仍然怕鬼，仍然有這個顧慮。媽媽就對我說，這個世界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只有人才能幹出「鬼」事來。

所以，她不希望爸爸當官，這是她不思進取的又一個表現。在這個官本位的年代，沒有哪個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當官的，可是，她就不希望。她老是對爸爸說：你不適合，你還是埋頭做你的學問吧。爸爸中學時代有幾個野心勃勃、處心積慮想往上爬的朋友，媽媽一個都不喜歡，她不讓爸爸和他們交往。時至今日，那幾個人都當了頭目，整天在那裡「彈鋼琴」，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今天挑撥挑撥這個，明天撥弄撥弄那個，以此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她也不要我走仕途之路，從小就不讓我當幹部，儘管我一直在當。上高中時，要填一個表，表上要寫上你在初中做過什麼職務，她讓我把這一欄空著。到了上大學，我說要競選班幹部，她來電話不同意。結果我告訴她我已當上了班長，她卻說：「不想當士兵的兵不是好兵。」完全跟人家說反了，人家都說「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兵」。直到如今，我才明白了，一個人如果連一個普通老百姓都做不好，又怎麼能當官呢？有一個貪官在懺悔自己的罪行時說：職務高了后，忘記了黨的培養，忘記了自己的職責，把自己混同與一個普通老百姓。好像老百姓是最壞的人，老百姓能幹那些壞事似的。這樣的人就是沒有當好老百姓的人。

「當官要有當官的素質，我們家的人都太感情用事，不能當官，儘管我們有能力。」這是媽媽說的。

媽媽當年那個中文系副主任是全系教職工無記名投票選的，按照她的行事方式和她的性格，不會有人白白地送她一個官的。

三、讓我不敢模仿的女人

我現在已經坐在大學的課堂里讀書，自習之餘寫點小文章。寫到這裡，我忍不住停下來掏出手機來給媽媽打個電話。

媽媽來信說：父母都很想你，你的爸爸，對你不苟言笑的爸爸，不是個感情外露的人。他對你的想念是浸透在骨子裡的想念。經常在夜裡，想你的時候，他會一個人跑到你住的房間里站一會，看看小時候給你買的棋譜，還有聞聞你留下的衣服。

長大至今，我好像沒有試過被人這樣關注過。在我的記憶里，父母對我的要求鋪天蓋地，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想念一個人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離開了父母，我覺得一下子解放了。天是藍的，地是寬的，我的時間全部由我來支配！媽媽再不能對我指手畫腳，他們再也干涉不到我。我不想他們，我要享受生活，我的時間都不夠用，哪有時間想他們！媽媽國慶節送我到廣州來，晚上打算不回深圳，在招待所住下來陪我兩天，我一聽，頭都大了。我說：你趕快走吧，你在這裡影響我。其實晚上我已和幾個朋友約好，包一個房唱卡拉OK，要讓她知道了，她能同意嗎？

後來媽媽在黃昏的時候就走了，據說，那天火車站的人特別多，媽媽好不容易擠上車，位子卻被兩個香港的青年男女佔了，他們不讓，媽媽是站到深圳的。本來是一個小時的路程，由於晚點、由於人多，媽媽用了五個小時才到家。

沒有人說過成長是個什麼概念，沒有一個過來人能給你一個完整的標準答案，因為就像每個人的指紋是不同的，每個人的基因也不同，每個人的經歷怎麼能相同呢？摸爬滾跌！我

的成長充滿了艱辛，特別是我的童年，不愉快也許很多，卻讓我今天漸漸變得堅強和獨立起來。

曾經參加一個辯論會，題目是「秋天美麗還是春天美麗」。當時，我抽的是春天一方的維護者。辯論中對方偷換了概念，說收穫比播種喜悅，所以秋天比春天更加充滿了絢麗的喜悅。

那一刻很奇怪，我竟然想到了我的媽媽。我想她應該是一個期盼秋天也就是期盼收穫的人吧？她一直拚命地工作，給大學生上課、管系裡的工作、還管大學生的思想工作。好像每年她都要搞大學生的分配，她總是在做思想工作，讓這個學生服從分配，讓那個學生服從分配。政策一遍一遍地講，道理一遍一遍地說。白天在辦公室還不夠，晚上就把工作帶到了家裡。媽媽不停地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推薦學生，讓他們多接受一些人。家裡的客廳坐滿學生，媽媽坐在書房裡一個一個地叫進來談話，有些國家的政策我都能背下來了，不知道那些大學生怎麼就記不住？有一次講得時間太長了，媽媽的嘴巴都抽筋（這件事已經成了我們家的經典，爸爸要是哪天什麼事說不過媽媽了，就說：別說了，再說就抽筋了。）了。還有一次正值畢業分配，媽媽的腎炎犯了，住在校醫院，醫院給她安排了一個單人間。結果校醫院住院部的走廊上就擠滿了大學生——都在排隊進媽媽的病房談話呢！媽媽的主治醫生氣憤極了，打電話到系裡去，讓系裡派一個「警衛」來。

媽媽是立春那天生的，她好像格外的勤奮和努力，對自己的要求近似於苛刻。可是，秋天離她並不近，有些人根本不努力，很快就得到了提升。

讓媽媽聊以自慰的是，許多大學生都很尊敬她。就是在深圳，也有不少是她當年的學生，媽媽一有什麼事，他們都會過來幫忙。當然也有媽媽極力幫助過的、得志以後反過來耀武揚威的人，對此，媽媽一點也不在意，她說，這也是一種人性的展示啊。

那天辯論會上，我站起來說了下面一段話，我說：我讚美春天，是因為春天充滿了生機，當我播下了種子的同時也就播下了希望。在期盼和揮灑汗水的喜悅中我的種子和我一起成長！所以，我喜歡春天。而秋天，儘管是收穫的季節，但也是蕭瑟的，沒有什麼比離別更加可以令人傷心的事了。

我的一番話迎來經久不息的掌聲。

媽媽信中說：「父母在該讀書時下放，在該成家立業時讀書，中年得女，父母對你抱有無限的希望。」我知道父母的苦心，他們的青春年華都丟失在廣闊天地里了。他們只有我一個孩子，他們把自己的全部理想也寄托在我的身上。但我卻無法遵守，甚至從小在骨子裡就打上了反叛的痕迹，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所有的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沒法子照著做。

媽媽的路我是不想走的，即使她是一個高尚的人，但她活得太累。她的心裡有爸爸、有我、有朋友、有工作，惟獨沒有她自己。她像一隻母雞一樣呵護著我和爸爸，沒有給我跟爸爸更多機會去了解家庭生活，所有的家務事或者其他關於家庭的事情她都代為操勞。這麼多年一路過來，現在發現我和爸爸離開她根本沒法生活。我認為這是不理智的行為，或許媽媽根本就希望我和爸爸都離不開她才對。她的這種近似於自虐的方式我不敢模仿，也不願意學。

但是今時今日，在某種意義上，媽媽已經是一個更年期的女人，向老年邁進了，你如何能讓她幾十年養成的脾氣、習慣改掉呢？所以也不必斤斤計較，畢竟大家在一起生活這麼多年都習慣了。只要一家人是相愛的，遇到問題總能把問題解決掉，這就是最令人欣慰的。

媽媽一輩子素麵朝天，她對自己的容貌有充分的自信，而且她總是強調人的精神面貌。今年母親節，我送給媽媽一管loreal的唇膏。唇膏是肉色帶閃粉的，媽媽不太喜歡帶閃粉的東西，但是因為是女兒送的，她的心裡還是很高興的，和爸爸上街的時候她還是搽了。不久前，她還到深圳一間機構去針灸，調節自己的身體，她還和爸爸一道去美髮廳開了金卡，有了自己的髮型師。最近，她又和爸爸到一家康體中心去諮詢，打算加入他們的會員俱樂部，要進行健身運動呢。

我想，媽媽到了50歲開始「想得開」了——向好的方向轉變，人越過越年青了。我不管別人怎麼看我的媽媽，她的生存方式我也不敢苟同，但在我的眼裡，她是好人。我也相信，這個世界上好人都會有好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