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很少的父母能與孩子平視並交談，而獨生子女在家中是一名忠實的觀眾，父母卻像一對演員，每天在不斷地上演他們的活報劇，不知不覺中，我變得沉默寡言。

這就是我成長的環境。

有一次和媽媽一塊去聽台灣作家龍應台的報告，結束后我問媽媽對她的印象，媽媽想了

半天說：「學術問題放一邊，但是女人的個性張揚到像她那樣一次一次地選錯伴侶，到底是幸還是不幸？」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生活細節使我離婚」。講的是一個女人談戀愛時看對方是千好萬好，結婚後卻發現男人有許多毛病，她都一一列舉出來，我一看，呀，這些毛病我爸爸都有，而且有過之無不及。另外，報上公布的「十種可惡的女人」，我認真地對照了一下，我媽媽大概佔了四種。如此看來，我父母也不是什麼優秀的人。這樣兩個很不完美的人卻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還沒有離婚，我百思不得其解。

生活中常看到一對夫妻在各自的崗位上出類拔萃，但兩個人就是過不到一塊，大家都說：他們的個性太強了。

一個詞在我的頭腦中升上來：寬容。

是的，寬容。

父母的婚姻是否美滿我不知道，但是他們都能寬容對方這才是主要的吧？

一、父母的婚姻我輩望塵莫及

爸爸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70年代的下放政策是：父母的身邊可以留一個子女。那時，爸爸的兩個哥哥到了部隊，爸爸為了讓妹妹能留城不下放，從農村抽調回城時，有意不回省城家裡，而是在一個縣裡的化肥廠當大爐工，這就註定了他和媽媽的姻緣。

1973年，爸爸作為工人的代表，媽媽作為知青的代表，參加了「縣路線教育工作隊」，在那裡，他們相愛了。其實，他們倆身邊一直不乏追求者，好像冥冥中有一根紅線在牽著他們，他們誰也不理，誰也不睬，直到兩人相遇。爸爸那時寫詩，歌頌他的大爐工生活，「一鍬一顆紅太陽」什麼的，還拉具有專業水平的二胡，還下很好的圍棋，媽媽就被他迷住了。

1974年，媽媽入了黨、上了大學（儘管是工農兵大學生），跟爸爸的社會地位迅速拉開了距離。物以稀為貴嘛，那時入黨多難，媽媽她們一個系才幾個黨員，大學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農兵大學生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而這兩樣媽媽都有！熟悉媽媽的人就說：你和一個大爐工有什麼共同語言，散了吧！還有人在背後說媽媽：是看上對方的家世吧？媽媽的親屬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經去世）他們交往，他們不說沒有共同語言這樣的話，他們嫌爺爺是一個當官的（副廳長），還嫌他們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話說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十個湖北佬也鬥不過一個桐城佬」，這是說桐城人奸詐。其實桐城文風甚重，歷史上有「桐城派」，姚鼐、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開國宰相張英、張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矚目，像陳獨秀、兩彈英雄鄧稼先，還有幾位副總理級的國家領導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為什麼給人留下了這麼樣的壞印象。要知道，從籍貫上說，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時的資訊十分落後，沒有網路、沒有電話，他們就是寫信，寫很長很長的信，像寫日記一樣，每天都寫，寫夠了8分郵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對方的來信。我沒看過他們信的內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裝在一隻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紙都發黃了。爸爸說，媽媽是她那個時代的美女，身材苗條，明眸皓齒，還有雪白的皮膚，爸爸毫不羞澀地說是古典美（像唱黃梅戲的馬蘭）。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爸爸像《周漁的喊叫》里的人一樣，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車回省城，為的是在星期天能見到媽媽，他們在一起吃吃飯，說說話，下午爸爸就趕回廠里。爸爸媽媽一分手，雙方就開始寫信，寫對對方的思念，寫工作，寫學習，寫對時局的憂慮。多少年後他們說起來，我的眼前就浮現起爸爸疲憊不堪地穿行在火車上、爸爸面對熊熊燃燒的鍋爐、趴在腿上給媽媽寫信的情景。而事實上，爸爸自認識媽媽后就沒再燒鍋爐了，他一直在廠工會幹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結的胸脯和滿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頑固地認為，他的那些信、那些發表的文藝作品就是在鍋爐房寫的！

粉碎「四人幫」后，爸爸考上了大學。那年，爸爸的分數超過了北京大學錄取分數線好幾十分，可是他什麼大學都不報，就報媽媽的大學（媽媽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裡人氣結。

本來爸爸是帶工資上大學，雙方的年齡加起來都過了53歲（國家規定雙方加起來50歲可以結婚），按照國家規定可以在校結婚的。可是，那個年頭把考進來的大學生比做「天之驕子」，爸爸這樣一個縣裡集鎮上的化肥廠的大爐工，一上了大學再加上他自己父親的身份，一時間行情看漲，遠遠蓋過了媽媽的「工農兵學員」。這時，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媽媽是否「門當戶對」的問題（恕我不點名了）。

多少年後媽媽說起了那段辛酸的歷史還忍不住淚流滿面，媽媽說：「我和你爸爸談戀愛五年，人家只說他配不上我，也沒人提出『門當戶對』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學，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門不當戶不對了，這就是人性的醜惡。」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愛著媽媽，把媽媽當做寶貝。

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百廢待興，學校里的房子緊張極了，爸爸的家因與大學是同一座城市，學校就不給他床位，讓他坐校班車每天回家住。媽媽呢，住在女生宿舍樓，三個人一個房間。為了能見到媽媽，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課後到媽媽的房間吃中飯。「真的很尷尬啊，你媽媽住在三樓，我一路走上去，滿目都是花衣裳。冬天還好，夏天女生們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處，女生們尖叫著紛紛閃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時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來。

「那你們不能在食堂見面嗎？還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見面呀！」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

「傻孩子，那時的食堂就是買飯，不像現在有座位啊。再說，我和你媽媽幾年相思，現在能天天見面，已經很滿足了。」爸爸說。

「你爸爸上了大學，一天當做兩天用，白天上課，晚上搞創作，睡覺的工夫都沒有，累出了胃潰瘍住在校醫院都不肯缺一節課，護士給他吊水，針頭一拔就往教室趕。」媽媽補充說。

我在一些文學作品中讀到父母這輩人是如何爭分奪秒地學習的，但那是文學作品，可以誇張，沒想到我的父母也是這樣的人！我還聽說媽媽當年在農村每天晚上點著煤油燈看書，早晨起來兩個鼻孔都是黑的。

麥金利說：「在成功的婚姻中，沒有誰自己的路這一說法，有的只是兩個人的路，或許坎坷不平，風塵滿程，困難重重，卻永遠是兩個人共同的路。」

因為「門不當戶不對」，在爸爸上大學之後，父母的關係發展得很不順利。有一度媽媽非常苦惱，她試著離開爸爸，期間見了幾次熱心人介紹的「對象」。而且無論是從當時還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那幾個對象的家世和個人條件都超過爸爸，可是媽媽就是對爸爸板不起臉來，媽媽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塊壘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父母在戀愛9個年頭之後，沒有讓任何人知道，他們領了一張結婚證，這張結婚證第二天被送到大學的房管科登記住房，到了這年的年底，學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間9平方米的房子給媽媽，還有一間6平方米的房子是給另一位老師的，直到有了我，學校才把那位老師調走，讓我們一家三口擁有15平方米的空間，我在這套房子里長到四歲，又搬進一套近50平方米的兩室一廳的房子，在那裡，我們一直住到來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著自己的書包，書包里放滿了課本，連一件換洗的內衣都沒拿，住進了媽媽分的小房子。從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戀經歷了10個年頭，就這樣，在沒有婚禮、沒有鮮花、沒有賀詞、沒有結婚照、甚至沒有一件新衣服的情況下終於畫上了句號！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樣！」回想起當年的選擇，媽媽至今感嘆不已。

盧梭說：「人間無與倫比的幸福是既有愛情又愛得純潔無瑕。」我想，我的父母當得起這句話。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則媽媽再怎麼說她是幸福的，老兩口也會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傷心落淚的！

二、什麼藤兒結什麼瓜

都說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里，你就具有什麼樣的人生。

人們又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環境和獨生子女的現狀已經決定了我的人生傾向。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沒有心思、沒有心計的女孩，說到底，還是父母的過。他們疲與人的糾纏，不願孩子受世俗的影響，很少讓我接觸社會。可是父母不可能跟著孩子一輩子，一旦遇到一些「橫衝直撞」的人和事，總是叫我頭疼。直到今天，我已經是個大學生了，我仍然難以適應複雜的人際關係。很多時候我就選擇了逃避，不做了，不幹了，我錯過了許多好光景。我也越來越封閉自己，外界一旦有壓力，我就像一隻田螺，悄悄地縮進自己的殼裡。

父母信奉「讀透一本書，擅長於一技，擁有一個和睦的家庭，心存一份美好的感情，做一個好人」的人生哲學。他們是那種與人謹慎交往的人，這個謹慎不是不敢與人交往，而是選擇與什麼人深交。

親戚們說到他們就用「清高」兩個字來形容，長這麼大，我沒有去過爸爸的老家，也沒和那些親戚打過交道。爸爸媽媽的親戚如果有了紅白喜事，通知他們了，他們就會給錢給禮物，但不出席；不通知他們，他們也不在意。有幾次在爺爺家，我親眼看到農村的親戚給大伯伯二伯伯送土特產，沒給我們家，爸爸媽媽一點感覺都沒有，仍然笑嘻嘻地和他們說話。我們來深圳后，農村的城市的親戚都想來。父母就說：來玩，歡迎，熱情接待；找工作，對不起，一沒時間，二沒能力。

父母的這種處世作風嚴重地影響了我，使我變得十分封閉，我可以一個暑假或一個寒假不出門，只在家裡看書或聽音樂，書和音樂就是我的好朋友。同時我在處人方面也十分挑剔，做什麼事都喜歡獨往獨來，也不知道怎樣與人合作，不知不覺地就疏遠了人家。

因為經過「文革」的磨難，父母知道社會的醜惡，希望我也做個純粹的人，當然，也怕我受傷害，時時刻刻維護著我的心靈。他們對我做了一系列的保護：大人之間包括家裡來人的談話，父母從來不讓我聽；我看的書都是經過挑選的兒童讀物；看電視只能看兒童節目；錄音機里播放著孫敬修爺爺講的故事；音樂是聽非常優美的經典音樂；我的房間更是一個童話世界：我的床的上空用美麗的彩條裝飾著，四周圍的牆上貼著各種動物故事；身上蓋的、床上鋪的都是顏色絢麗的、擬人化的花草、動物。父母給我的禮物，總是假借童話中的人物來傳送。

我像一隻孤零零的浮塵子，在家裡的幾間房之間遊動，沒有人顧及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

曾經看過一個報道，說一個母親害怕水污染，給她的孩子從小就喝蒸餾水，後來這個孩子生病了，怎麼也沒辦法治，原因是這個孩子身上缺少抗體！

也許，父母也意識到他們的方法有問題，有心來改變，在我小學五年級的那個聖誕節早晨，我在自己的枕頭底下沒找到聖誕老人送給自己的禮物，我恐慌了，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事，聖誕老人不喜歡自己了。這時爸爸對我說，我們不能再把你置身於一個童話世界了，你必須面對現實。

我就這樣被他們從家庭的堡壘中「推」向了人生，但是他們的這個彎子轉得也太快了，他們的這一做法給了我沉重的打擊。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眼中的現實與心目中的童話混雜著，撕扯不開。

其實，何止我，就是他們自己也不比我好到哪裡去。他們讓我趕快離開童話世界，可是他們自己卻又在製造童話。在老家時我們養了幾隻小鳥，一天中間，我們總要在家裡把籠子打開放一放的。我們給它們取了名字，我們喊誰，誰就過來，我們吃飯，它們就在我們的飯桌上搶菜吃，爸爸還會挑逗兩隻小鳥打架。媽媽在寫東西，喳喳不讓她寫，就跑到稿紙上把她的筆咬住，媽媽就喊我：來，快把喳喳帶走，我就跑過去說：走，姐姐帶你玩，別搗亂小媽媽。晚上，小鳥在我的手上和我們一起看電視，我要走開了，爸爸就說：來，到小爸爸手上來。就是來到深圳，我們養的鳥也是我們家的一員，我是鳥的姐姐，爸爸媽媽是它們的小爸爸小媽媽。

有一次，鳥籠子在曬台上，一隻馬蜂飛過來，貝貝就和它戰鬥，結果被馬蜂叮了一口。那天夜裡，媽媽突然驚醒了，說：貝貝死了！我和媽媽趕快爬起來到另一個房間一看，貝貝真的死了！我和媽媽都哭了，爸爸勸了我們半天，我們才去睡覺。第二天一早，我們把貝貝裝在一隻袋子里，還在裡面裝了許多小米，由爸爸拿到樓下的花園裡埋了。後來爸爸把埋貝貝的地方指給我們看，經常的，我們從那裡路過，都會不約而同地轉過臉去看上一眼。

有人說：心地善良的人才會餵養小鳥。父母都是心地十分柔軟的人，爸爸寫劇本寫到動情處，會熱淚盈眶，我和媽媽看電視都會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劇情中去。

這真應了那句話：什麼藤兒結什麼瓜。

我一直以為父母對我比較失望，是因為我沒能像他們一樣在學業上做到那麼出色，在生活和與人交往上做到那麼克制。也許是時代不同，觀念不同，今時今日那樣用功的、只認準靠讀書解決生存問題的孩子已經不多。而像我的家庭，不等著我趕快工作拿錢養家的，我認為自己不必再像他們當年那樣，做學業中的天才。在我看來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不必認準只要讀書的死理，人好不容易一輩子，總得涉獵多一些的知識，以至於生活不會那麼枯燥單一。父母有父母的快樂，他們以博大精深為驕傲，我有我的快樂，我以我的形形色色古靈精怪為追求。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也漸漸發現五光十色的生活只能是雨季過後的一道彩虹，不久就會消失殆盡。但我仍努力追尋它，畢竟人的一生也只有這一次。再往後牽挂諸多就沒那麼瀟洒了。我並不欣賞主流生活，主流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有邊沿人的生活才有個性，才精彩。

三、一對談話對手

康諾利說：「婚姻的特殊魅力在於對話，在於兩人之間那種縱論天地間一切人與事的永久的對話，這種對話只有死亡才能打破。」

從我記事開始，我就見父母不停地在說話。他們討論文學作品、議論國家大事、嘲笑爾虞我詐的市井小人……兒時的我常常枕著他們的談天說地進入夢鄉。

他們合作出了好幾本書，他們就有這樣的本事，一部書稿他們討論完了開始寫，你寫前面一段，後面一段我就接著寫，就這樣，你一段，我一段，一本書就出來了。很多人都知道爸爸是作家，看到書上有媽媽的名字，就認為媽媽是沾光的，有人就說風涼話。1995年以後，媽媽堅決不和爸爸合作了，她就自己寫，自己拿去發表，她也就不生那個閑氣了。

有誰說過這樣一句話：「好的夫妻是一種朋友關係，談話對手。」他們都是系統地讀過很多書、有很好口才的人，爸爸平時沉默寡言，一旦說起來，卻是口若懸河、邏輯思維強；媽媽是伶牙俐齒，語言鋒利得像刀子，一下一下地揮向對手。小時候我就怕他們爭論，他們爭論起來就像吵架煩死人的。

不過，他們真的吵起架來也很精彩，兩個人唇槍舌劍，誰也不讓誰，使用的語言根本就不像知識分子。爸爸的嗓門比媽媽大，但是最後的勝利者總是媽媽——媽媽不理爸爸，一連好多天都不理他，而爸爸呢，就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男孩，乖乖的，在家裡大氣都不敢出，還搶著做平時他根本不屑於做的家務。一旦媽媽跟他講話了，他就很激動，把酒拿出來喝，一邊喝一邊迫不及待地把這幾天的見聞、消息講給媽媽聽，至此，他們新一輪的聊天又開始了。

因為知道他們的德性，從小，他們的爭論吵架我都不參與。他們爭也好吵也好，不關我的事，我像沒看見沒聽見一樣，他們就像那些蜜蜂一樣，弄壞的巢穴，很快就會修復一新，用不著我來多事。

「婚姻是一次促膝長談，爭論使其更加豐富多彩。」這是史蒂文生說的。

「沒有衝突的婚姻和沒有危機的國家一樣，幾乎都是無法想象的。」這是莫洛亞說的。

父母之間是不設防的，在我們家，就沒有一個抽屜是上鎖的，所有的東西都公開，經濟也公開。搞得我現在讀了大學也是這樣，什麼東西都是攤開來的，有的時候就找不到了。

他們的不設防還體現在他們的朋友是共同的，爸爸的女朋友也是媽媽的好朋友，媽媽的男朋友也是爸爸的好朋友。他們也經常互相打趣，但是誰也不當真。

四、沒有天堂只有海灘

小時候我寫過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媽媽」。在文中，我這樣描述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濃眉大眼、虎背熊腰，長得很兇，像一個威風凜凜的大將軍。其實，他很溫和，一點都不凶……我的媽媽長得細皮嫩肉，有一隻紅紅的好看的嘴唇，還有一雙溫柔的貓眼。但是，她一點也不溫柔，還很兇，我有點怕她……」這就是小時候我對父母的印象，這篇我小學一年級時的作文，直到今天，父母還把它保留著（我小時候寫的很多作文和日記父母都給我留著）。我十分驚異六歲的我的觀察力，今天的父母已經年過半百，但我對他們的認識，六歲時就入木三分了。

我想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一對。人們通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句話說的就是我的父母，他們是一類人，賴以生存的技巧就是不停地思考和不停地工作。生活中沒有三教九流的朋友在身邊，家庭內外來來往往也都是他們同一類的人。從狀態上來說，是極單純的那類人，因為單純而顯得簡單。「對於那些精神本能強的人來說，節制社會交往和簡化社會關係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夠越過社會的壁障走向偉大的目標。」這句話是周國平說的，我想，他也應該是和我父母類似的一群，他們的人生總是以巨大的精神支柱為中心，而不是以物質為中心。

父母相信要做一個幸福的人，首先要做到腦袋是滿的，只要腦袋滿了，那麼口袋自然也就滿了。雖然我的父母在博大精深的歷史面前不能夠算是什麼偉人，但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們兩個在內地時曾經都做過小官，但是來深圳后他們都不做了，不做官的他們活得比過去更加充實更加自如，這就令人羨慕和佩服了。

都說中國人「只能上，不能下」，「人與人之間就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而我的父母則可能是一個異數，他們當年在「上」的時候，朋友很多,被人尊敬，現在「下」了，朋友更多了,而過去的朋友仍然來往仍然尊敬他們，他們自己也從來沒有「人一走茶就涼」的感覺。來深圳這麼多年，他們過去的上級、下級一撥一撥地來看他們，他們一回去，那些過去的上級、下級排著隊地請他們吃飯。

我想，一個人能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過去人們常說：「把關係搞鐵了，好辦事。」現在人們卻說「把關係處黑了，能辦事。」我的父母顯然都不屬於這兩種。他們與人相處真的是精神層面上的，他們無視物質對自己的誘惑，堅持自己的作風和理想。在他們掌權的時候，無視手中的權利，只想辦好事，在他們不掌權的時候，那些曾經受惠於他們的人就把他們稱做朋友。

我發現父母這類人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麼。這種需要不是對物質的需要，而是對精神的需要。這樣的人大多數都遭受過苦難，而且是非常痛苦的遭遇，在精神低迷之後才深刻領會一個人的內在生活中是占首位的，巨大的精神財富決定了一個人最終要做一個精神貴族。

父母這代人對「防微杜漸」這四個字理解最深，也許是他們經歷了「文革」那個非常的年代，他們做什麼事都異常，不敢越雷池一步。什麼事情他們都要問一個為什麼，什麼事情他們都能看見它的後果。比如我把東西隨手放在一邊，他們就會說，這樣會踢到腳的；我把衣服用衣架晾在曬台，沒把扣子扣上，他們就會說，起風了，就會把衣服刮跑的等等。

父母這一代人經歷了共和國最動蕩不安最讓人難以想象的年代，他們應該是被放逐的一代，儘管罪過並不在他們身上，而是放逐他們的時代，時至今日，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仍被時代放逐著。他們這一代人所經歷和面對的，本就是人類所力圖避免或繞開、所不願面對或抗拒的一段扭曲的歷史。他們在該長身體時，面臨「三年自然災害」；在該讀書時遭遇「文革」、上山下鄉；回城結婚時又要計劃生育。這一批人現在基本上都年過半百，身無長技，又都面臨下崗或已下崗，他們上有老下有小，蒼涼和無奈，寫滿了他們的面頰——上面一代，有革命老本可吃，拿離休金；後面的人，不僅年輕，且有高學歷。這一代人，沒法與人家競爭。命中注定的，除開個別精英外，他們可以說是在歷史上被一筆抹掉了！

我的父母是幸運的，在千百萬人中他們走出了自己的路，他們慶幸著，小心翼翼地看護著他們的來之不易，他們不敢褻瀆感情、不敢褻瀆生活，他們始終認真、努力地堅守著自己的心靈。他們不敢奢望誰也沒見過的天堂，只希望有一片寧靜、安詳的海灘，來度過他們後面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