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豫彷徨與艱難抉擇(2)

王芸生晚年時說，有了楊剛的「承諾」，還有**的邀請，他個人的命運，決不會再成為一個「王實味」，《大公報》的命運也會很好。王芸生這才艱難地作出抉擇。王芸生的抉擇，並沒有背著尚在的總經理胡政之。那時胡政之病情危重，經常處於昏迷狀態，不省人事。醫護人員和家屬一般都拒絕客人來訪，當然對總編輯王芸生是例外的。王芸生臨行前，親往胡公館探望。王芸生在胡政之卧室兼病房，將室內醫護人員和家屬都辭退，在胡的耳邊簡述實情與打算。當時胡政之的面部始終木然，當王芸生離開這間卧室兼病房時，似乎見到胡政之先生眼睛有星光一閃一閃。王芸生說，這大概是淚花吧，王芸生流著淚離開了他。這就是《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與《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最後訣別。王芸生北上，是他「獨斷專行」嗎？不是，那時若有可能舉行全報館人員公決的話，也必定會是多數人贊成。王芸生毅然決定赴港轉而北上。在上海臨行前，王芸生曾召集一個小小的「碰頭會」。參加者除王芸生外，另外還有三人，都是**員，即楊剛、李純青，另一位現在已搞不清是誰，但肯定不是蕭乾。然而蕭乾不請自到，這也有意思。王芸生在碰頭會上講了一下，他赴港后，首先將港版言論作擁共的轉變。有的要赴港，有的要留在上海，王芸生希望大家多摸摸下面的情況，作好思想穩定工作。唯恐消息泄漏，發生意外，王芸生把編輯業務委託給孔昭愷，託詞去台灣旅遊休假，於1948年11月5日離滬飛台。當時任《大公報》駐台灣辦事處主任的呂德潤有如下回憶：「1948年10月，我在台北忽接芸生先生從上海給我寫的親筆但不具名的信，言某日乘機抵台，望接機，勿對人言。我接他下機后，便驅車直馳郊區一家招待所，由我陪住。他說，國民黨大勢已去，《大公報》決不陪葬。香港《大公報》言論方針將配合形勢新發展。他讓我立即陪他去香港，以免中途出事無人知曉。因為當時湯恩伯在上海正濫肆捕殺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如從滬飛港怕被扣留，繞道台灣，如被查獲，就說來此視察辦事處工作。他還一再叮囑買機票時不要用他的名字，以免上海特務追蹤而至。於是我托台灣航空公司友人，以《大公報》辦事處主任呂某某及其隨員名義購得機票兩張。在機上，我倆都很緊張，直到飛機降落在啟德機場，下機遠望，在出口處看到港館同事多人都向我們招手歡迎，這時，我的那位無名氏『隨員』才面露笑容。我這位辦事處主任後退一步，變成了『隨員』的隨員。」（見《大公報在港復刊四十周年紀念冊》第134頁）王芸生於11月8日由台飛抵香港，親自主持香港版筆政，並立即撰寫了題為《和平無望》的社評，發表於11月10日香港《大公報》上，該社評的發表標誌著《大公報》香港版立場的轉變。該社評說：「人類雖不免戰亂，畢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而且戰亂是變，和平是常。我們所付戰亂的代價已甚高，希望歷史的輪子是向前進，在戰亂紛紛痛苦重重中，讓我們獲得真實而持久的和平。」社評最後說：「大局動蕩，生民塗炭，身在水火，憂心曷極。但要知道，真正的歷史創造者，並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億萬生民。億萬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動力。違逆了人民大眾的生存軌道，必無治，摧折人民大眾的求生**，必亂。明白了這基本的道理，則如何撥亂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國的亂局，人民真是痛苦極了，目前縱然和平無望，人民大眾終會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們揮淚跋涉，總希望這條真實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遠！」由於王芸生夫人馮玉文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中精神過度緊張，王芸生在香港飲食起居又需要照顧，不久，夫人馮玉文及小女王芝瑜從上海抵達香港。王芸生在上海的其他子女，他託付孔昭愷照料，孔昭愷一家乾脆都住進了王芸生公館。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