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活(8)

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卡斯伯格走遍了方圓幾百里的地區。他有時感到心理上的孤立和孤獨。他幫助撤退傷員並照料他們，也給中國人建議，告訴他們如何對病人進行護理。卡斯伯格也同一些記者交友，如毛里斯·沃塔（MauriceVotaw）、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Epstein）和在他之前幾天來到日軍封鎖線后的哈里森·富爾曼。當卡斯伯格回到延安時，他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並由包瑞德將它送到中緬印戰區總部。報告中除了卡斯伯格關於醫療情況的專業考察外，還有一份**軍隊進攻一個日軍佔領的村莊的記錄。卡斯伯格還向馬醫生和八路軍指揮將領葉劍英闡述了他的觀點。當他說到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醫療系統並不完全是**時，他們都被逗樂了。卡斯伯格認為，他所看到的醫護水平有巨大差異，因為一些醫生是在協和醫學院（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接受訓練的，而其他的沒有受過這種訓練，因此就很一般了。當醫學院的教授離開時，他隨身帶走他的設備，因此有時候一所醫院裡什麼醫療設備都沒有剩下。卡斯伯格注意到，中國**總是將傷員一起撤走，甚至包括那些明顯無法救活的傷員。他希望他們將一些受到更好訓練的醫生安排到離前線近的地方，這樣他們可以對治療提出建議，而不是因為沒有其他藥物，只能靠醫生使用鴉片來治療。他也建議增設一些特別的救濟醫院，少數有專長的醫生就可以為更廣地區的人服務。卡斯伯格看到，當這樣的醫院建立起來時，醫生們在一些窯洞里工作。一個設在戰場附近的小型戰地醫院會佔用大約12個窯洞，傷員就可以在至多三到四天內被送到醫院裡。門很容易被搬動，在危急情況下，門被卸下來放平，病人就可以躺在上面，被轉往山裡躲藏。護士們拿起槍，埋好地雷，騎上馬，開始上路撤離。護士們也會架起大炮，藏在戰壕里，從那裡她們可以控制公路。在卡斯伯格離開后，朱利葉斯·伯米朗茲（JuliusPomeranze）替代了他的位置。彼得金團長很喜歡這位新來的醫生，因為他很快就改善了伙食和衛生條件，與中國人友好相處，並對他的職業表現出真正的興趣。彼得金寫信給迪奇說，伯米朗茲計劃為當地醫院做一些事，他認為這可以發展友好關係，而且美國人有時候也需要使用當地醫院。使團中的一些人害怕生病和到當地醫院去接受治療。這就是1945年3月，野村患急性闌尾炎時的情況。彼得金總結說，使團的人在美國醫生面前會感覺好一些。美國人在延安期間，在多次醫療危機中幫助了中國人。例如，1946年1月爆發了一次傳染性脊膜炎。當地醫療專家們忙得不可開交。"迪克西使團"當時也沒有常駐於此的醫生了，因為卡斯伯格和他的繼任者們都已經被派到別的地方去了。楊照輝作為伊頓不在時的執行指揮官，提供了磺胺嘧啶，並向上海發電報，要求送100單位的盤尼西林過來。他還把所有在延安的使團成員都隔離起來，因為當地中國人中已經有18例病例，其中兩人死亡。楊照輝請求美國醫藥幫助**並不讓人覺得非同尋常。紅十字會的醫療物資經常通過美國飛機運過來。卡斯伯格和馬醫生並不是延安惟一的外國醫生。那裡還有漢斯·米勒（HansMueller）、一位名叫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阿洛夫（AndreYakovlevichOrloff）的俄羅斯人，以及一個奧地利猶太人傅萊（Fry）。傅萊於1942年從天津飛過來，為**工作。這些人都沒有葯，但傅萊非常有創造力，他發展了盤尼西林文化，將它用在嚴重感染的傷口上，儘管這些葯並不純。傅萊相信針灸的功效，不論是預防性還是救治性的，他聲稱用針灸治好過瘧疾。儘管卡斯伯格並不與傅萊一樣對針灸充滿信心，但傅萊非常渴望獲得卡斯伯格的醫學知識。卡斯伯格送給傅萊一件軍用雨衣和幾雙行軍時穿的靴子以替換下他的手工編織的草鞋，這讓傅萊很高興。但讓那些歐洲醫生最為高興的是卡斯伯格帶來的醫學雜誌上的文章副本。阿洛夫是一個外科醫生，他於1938年被召入俄羅斯軍隊。他在諾門漢（Nomanhan）湖工作過，並參加了芬蘭戰役，1942年他被批准離開三年，之後飛抵延安。他並不與"迪克西使團"的人接觸，但卡斯伯格能在醫院見到他。一次卡斯伯格問他覺得穿著軍靴在外國的感覺如何，阿洛夫回答說，在延安要比在芬蘭好。俄羅斯新聞機構塔斯社（TASS）在延安有兩名代表。人們知道的是他們的中文名字，柯立（KuoLi）和孫平（Sheng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羅申科（Proshenko）。孫平的真名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Vladimirov）。1944年時，他們分別大約為26歲和40歲。他們在兩年前接替了原來派到延安的記者。儘管他們聲稱他們只通過重慶發送新聞，但他們僱用了中文翻譯。他們好像收集了許多東西，像要去走私一樣。**的通訊顧問林邁可曾參觀過俄羅斯人的住所，他說他們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只有一台接收器。對於約翰·謝偉思和"迪克西使團"的其他成員來說，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羅申科是否對**有特殊的聯絡任務好像並不重要。謝偉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羅斯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因為他們都不會說漢語，也沒有"中國通"的稱號，與**主要領導人的關係好像也並不親近。謝偉思後來說每個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蘇聯派來監視的人，但他在很多年裡都對**當時做的一些事一無所知。例如，**在延安北部種鴉片，拿到日軍佔領區的城市進行交易，以換取藥品和其他**所需的東西。謝偉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聽到這種商貿往來的。"迪克西使團"在延安時，在岡野進（OkanoSusumu）看來，俄羅斯人並沒被給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員，這段時間裡大都在延安。俄國人只在重大的社交場合才出現，那時他們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從其他城市，如天津來的白俄羅斯難民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當成可疑的日本間諜來對待，在通常情況下，沒有其他俄羅斯人會在延安出現。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