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4)

在這裡附帶一說的是此後不久——10月25日——卒有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之舉。中國援朝與美國打個平手，結束於停戰協定，奠定聲威於國際，列強遂不能不刮目相待。此時正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即農村裡分田運動，全國有不少地區尚在進行中，主席勸我去參觀學習。我以多日賓士於關內關外，推辭不想再出去。並表示願以半年來參觀所得和自己的意見感想寫記下來。主席點首說好。1951年9月5日的談話紀要我在如上的談話不久，10月初間即偕眷移居頤和園內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黃艮庸、李淵庭、孟憲光等亦分住於兩側耳房，進行講論及寫作。寫作的題目為《中國建國之路》。今尚存其稿兩冊，但未寫完即輟筆。轉過年來，我聞悉將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團之組織，憶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經向統戰部取得同意后，即偕艮庸一同參加，於五一節后成行。彼時在西南大區下，四川一省又分東西南北四個區。從而我們土改工作團百數十人亦分成四小組分赴四個區工作。我暨艮庸則隨土改團長章乃器參加了川東之一區。工作地點在合川縣，團部駐於雲門鎮上。但我和艮庸則願下鄉居住便於工作。工作情況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結束，30日飛回北京。到京仍住頤和園內。主席聞知我回來了，9月5日晚間召往晤談。當時章乃器同為主席之所邀談者，他已先談過了許多話，正在向主席告辭。因此我不復多談川東土改經過。且值左右為主席開飯，**亦來入坐。我先已在家進食，雖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轉入隨便談話。談話中，主席對**說：「你去江南參觀土改，當地幹部們阻止你下鄉；你在城裡住幾天就回來，沒有完成任務，這不行！」又囑說：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運動中，你還必須去看。談話中，我說到鄧小平同志曾為我們作長篇大報告，備述劉鄧大軍入川以來如何肅清各處匪亂以至部署土改各情況，看來西南大區鄧實負重責。主席點頭說：「軍事政治各樣他都行。」又連連說：「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當時給我印象頗深。比及全國各大區撤消后，各方負責人物多集於中央，而鄧獨被任為黨的總書記，有由來矣。末后，主席說：據報告廣東進行土改有些麻煩問題，你去看看，好嗎？我答：從5月初入川參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歸來，首尾達四個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強。1952年8月7日的談話紀要這次談話是從午後二時開始，到四時我辭出，不同於往常大多在夜晚談話。又這次談話是出於我（通過林老）的請求，亦非由主席主動召見。蓋多年來我沒有參加革命，而自以為致力於革命，以致妨礙了（**）革命，有必要自己檢討。我寫出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一長篇，送請林伯渠秘書長閱後轉呈主席閱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談。主席對我說：你的自己檢討文章有好幾萬字，太長；我請林老閱看后，指劃出重要的幾段來而後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識見有進步了，但還不夠，慢慢來吧！於是我提出想去蘇聯作學術研究的請求。往者迫於國難和社會問題的嚴重，我多年來奔走四方不遑寧處，雖然生性好為深思，有心從事專題研究而未暇。今幸在黨的領導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學機會。所以要去蘇聯者，是要去學習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因我蓄意寫《人心與人生》一書已多年，巴氏之學雖屬生理學，非心理學，卻與心理學密切相關。研究它，可免心理學空疏之弊。此為第一個要去蘇聯之由來。再一個原因，是要去蘇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這是在觀察和衡量一種學術思想以至社會文化上如何確立一準則的大問題。我留心此問題而在國內得不到解決；其訪求經過如下——1951年駐京的蘇聯大使尤金博士寫有一長文，題為《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北京《人民日報》10月17、18兩日連載其譯文，內容就是討論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我讀之甚感興趣。但原文往複討論，頗費尋繹，我不大曉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確，特就原文分為：（一）所謂社會經濟基礎者何指？（二）所謂上層建築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關係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別採錄於三個問題之下而試作結語，求教於人，看我的結語對不對？（對，就是沒有錯解尤金的原意。）我求教於下列幾個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報》社編輯部的理論組。尤金論文登出在該報，故爾求教於他們。回信說理論負責人請假，原稿退回於我。二是求教於陳伯達。陳住於頤和園對門的黨校內，而我則住在園內，距離最近。他有黨內理論家之目，故爾向他求教。但久久無迴音。我到黨校傳達室問訊陳是否在校；回答在校。於是我寫信促請其答覆，不料一個月之久依然無隻字復我。三是求教於沈志遠。沈曾留學蘇聯，抗日戰爭之初經延安回國，聞延安人們稱道他是一個馬列主義學者。於是我從民盟總部詢知其上海住址后通信求教。沈回信雲事務蝟集，恕難作答。最後經政協學習會朱潔夫同志代我向《學習》雜誌主編方面求教，得其複信，說：此涉及許多理論問題，尚須繼續研究。總起來說，我多方求教，均無結果，我惟有去蘇聯訪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