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手抄本代表作家張寶瑞訪談錄

文革手抄本代表作家張寶瑞訪談錄

訪談者:汪兆騫著名文學評論家原《當代》副總編輯

被訪人:張寶瑞當代著名作家文革手抄本《一隻繡花鞋》(梅花黨)、《葉飛三下江南》、《落花夢》等的作者電視劇《梅花檔案》的原著

汪兆騫:根據你的文革手抄本《一隻繡花鞋》改編的24集電視連續劇《梅花檔案》,最近在全國播出,引起熱烈反響。號稱「內地版《午夜凶鈴》」,是中國首部懸疑驚悚電視劇。據廣東省收視調查網最新調查顯示:《梅花檔案》最高收視率達到20。14點,平均收視率為18。1點。湖南經視播出《梅花檔案》一劇時,收視率最高點竟達到40個點。你作為原著作者如何看待這部電視劇?根據你的文革手抄本名著《一隻繡花鞋》改編的15集廣播劇《一隻繡花鞋》,被評為2002年中國廣播劇三等獎。

張寶瑞:這部劇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應該進入中國電視劇史,其基本原因:一是定位於中國首部懸疑驚悚電視劇,首先是思想觀念上的解放,是重大突破,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二是在文革時期流傳最廣的一部手抄本作品,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試想,經歷過那個文化飢荒年代的人有哪一個沒有聽說過梅花黨的故事?又有哪一個不知道繡花鞋是特務接頭的信物?我要感謝製作集體。

汪兆騫:電視劇對原著的改編大麽?

張寶瑞:比較大,但是基本上保留了文革手抄本的特色,如一幅梅花圖、太平間的秘密、五朵梅花、人體炸彈、白薇身體上的梅花圖等。如果完全按照原著去拍攝,費用太高,因為原著涉及梅花黨在大連、重慶、南京、北京、武漢、香港、台灣,甚至巴黎、仰光、吉隆坡、緬甸金三角等地方。

汪兆騫:你覺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何在?

張寶瑞:有人說,手抄本猶如文革時期我們嚼過的玉米面窩頭和菜糰子,可是你們別小看這些菜糰子,就如同你們別小看了人類那些光著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樣,當然這種比喻未必那麽恰當。你們想一想,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歷時十載的「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中國當代社會經歷的一場大災難、大破壞。一時間,文壇陷入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悲慘境地,連老舍這樣的優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於反抗意識、想象力的中國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長途跋涉的饑渴,於是民間口頭文學不脛而走,各種手抄本應運而生。誕生於「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歷史環境中的「手抄本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在古代,因為印刷技術不發達,人們習慣於手抄文章,《西遊記》、《紅樓夢》等文學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間流傳的.而」文革」期間流傳的手抄本,則是對」四人幫」文化**主義的一種叛逆行為。由於當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長期的傳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實際上是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文學創作,它反映了人們不甘被禁錮的思想和對人性、個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這暗暗涌動著的充溢著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帶給受難而頑強的一代中國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懷。我是老三屆老初一的畢業生,1969年3月進入北京鐵合金廠當爐前工,不久當生產班長。在班裡有十幾個人。我們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時候最難熬。我為了調動大家幹活兒的積極性,於是就給大家講故事。我現編現講,到該幹活的時候,就結一個扣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哥幾個抄傢伙幹活了!」於是,大家吆喝一聲拿起工具開始幹活。冬天上夜班時,寒風呼嘯,爐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濺,全班十來個人圍坐在爐前聽我侃故事,風卷爐灰,我們都成了「雪人」。那時我所在的生產班組年年幾乎都是廠里的生產冠軍。我最初講的是梅花黨的系列故事,包括《一隻繡花鞋》、《綠色屍體》、《太平間的秘密》、《一幅梅花圖》、《金三角之謎》等,繡花鞋特務的接頭信物。這是描寫解放前後我偵察員與敵特鬥爭的故事。敵特梅花組織的每個成員都帶有梅花標誌,黨魁白敬齋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梅花組織第二號人物黃飛虎也有兩個風韻十足的女兒,號稱「五朵梅花」,手段各有千秋。當時的故事有的我寫下來,通過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的哥哥,到西北當兵的表哥,到東北軍墾,山西、陝西插隊的同學,流傳到社會上。在初步統計流產的300多種手抄本文學作品中,我寫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著十多種手抄本原創手稿。我始終認為,這世間許多東西都可以沒有,但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和真實的歷史記載是不朽的!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儘管發生兩次廢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靜琬在北京京西石經山毅然發起石刻佛經運動,歷經隋唐遼金元明一千餘年,經數萬僧人的磨礪,終於完成石刻大佛經,成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北京石經山雲居寺也被譽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書坑儒」,「煙雨驪山君子仇,咸陽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司馬遷可以忍受宮刑,但是著出了輝煌的《史記》。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為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最偉大的詩人!我覺得,著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所在!同時,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創作中成長起來,形成了在那種困難的境遇和重體力勞動的重壓下的精神動力,以至於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礎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汪兆騫:你覺得在文革中創作的20多部作品中最喜歡哪一部?

張寶瑞:1971年至1973年創作的《落花夢》,它流傳並不廣泛,但是它深刻,是那個失語時代的叛逆作品。

汪兆騫:我看過這部作品,我也想象不出這竟出自文革時期一個19歲的青年工人之手。首先它在故事情節上一反「革命文學」套路,而是筆隨性情、姿意而為,勾勒出一個光怪陸離的天國世界。金陵才子陳洪波前往東海尋找蓬萊仙境,卻在凄清悲涼的落花樓進入夢境。他在落花樓巧遇落花仙子駱小枝,兩人一見鍾情,於是偕伴同游天國。在遊歷聖人國、顛倒國、美女國、詩客國、名利國等天國列國時,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出現的以及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帝王將相、隱者仙人、文人墨客、烈女蕩婦、奸臣匪盜一一出場,與陳、駱二人結下或敵或友的淵緣,引發了一系列讓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的神怪故事。且不說整部小說情節上的荒誕離奇、跌宕多姿;幾乎所有古代文化名人、重要作品的主角人物都能在此書中找到一席之地。難以感嘆,文化禁錮時代竟能涉獵如此廣泛的封建「毒草」,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毅力。你創作「落花夢」時年僅19歲,一個19歲的青年,要想把中國浩翰天邊的古典文化濃縮到一個空間里,既便這是一個沒有時空限制的獨特環境,沒有對文學的深度接觸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在那個文化禁錮的年代,沒有人敢把這麼一本匯聚眾多「毒草」的「毒物」昭之於眾,但並不意味人們因此而敬而遠之。事實上它卻成為那些深受文化饑渴之苦的人們重要的精神食糧。

張寶瑞:我認為《落花夢》是那個動亂年代不可言說的精神支柱,它更為眾多文學愛好者提供了與文學「親密接觸」的橋樑,這是「失語」時代不可忽略的言說。當站在某一個現時條件下看待往昔的文學史時,這個文學史的全部聲音、色彩、具象的實體運動等都已消失,剩下來的只有符號化凝固遺留的「痕迹」。汪兆騫:當自由的話語權被剝奪,主流話語用乾澀的聲調不斷地向人們佈道時,你只有求助於荒誕了。所以在中世紀,但丁用《神曲》來總結歷史,評價現實;而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就有了《落花夢》這樣的遊戲小說。它是一個19歲的爐前工在那個拒斥古典的時代,用整個傳統文化說的一個認真的遊戲。你彷彿拿著一個內能巨大的月光寶盒在歷史文學的時空中自由穿梭,和一位位歷史名人、文化名人甚至文學人物結一場絕古曠今的「鏡花緣」,讓逝去的或虛幻的面孔來聆聽你真實的呼喊,在現世的無言中與書中的相識在紙上同游……狂歡般的喧嘩都是你獨語的回聲,夾著亘古不斷的長雷滾滾而來,激蕩著你的身心,於是你嘗到了自由。而你筆下的古典又是著我之色彩的古典,在既定中率性因而荒誕,荒誕因其自由而真實。小說中全部的喜怒哀樂,生旦凈丑,究其微旨,不過是自由與真實罷了。而那個時代的文學最難得的,亦不過是自由與真實罷了。所以你選擇了古典,選擇了荒誕,也因此給這部奇書帶來了特殊的意義。我認為這部小說其一,用近乎完美的古典小說的外殼,從八字雙排的目錄到星羅棋布的舊體詩詞,幾乎雜揉了所有類型的古典小說模式,這樣的一部小說出現在「文革」時期可以說為斷代已久的古典小說創作道路後續了一支香火,對於當代文壇的創作仍有相當的意義。此外,我國古典小說一向具有民間的色彩,反映著市民階層的趣味,而你則具有精英的文化修養。其二,這部小說在古典的外殼下,是不折不扣的荒誕的內容。不僅通篇都是「關公戰秦瓊」式的錯位,你還毫不手軟地玩耍顛覆著一切經典、模式和威嚴,九十年代我們看「大話西遊」會覺得新鮮、過癮但不會奇怪,但七十年代初一個中國青年工人寫了一本「大話全部古典」就有了非常先鋒性了。若說這是一部中國後現代主義小說的開啟之作,恐怕亦不為過吧。總之,這是部兼具閱讀價值與研究價值的作品。它讓我們看到30年以前古典的落花曾在地下悄悄地開放,荒誕的夢境比清醒更真實。

張寶瑞:首先,《落花夢》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早在那個時期就憤怒地鞭撻了「買官賣官」現象;可以說與當今社會的某些**現象如出一轍。枚千頌(諧音沒錢送)即使考官名列前茅,由於沒有錢賄賂主考官,結果名落孫山。考布尚(諧音考不上)雖然考績糟糕,因為有錢賄賂而當上了高官。作者詩云:「寒風落葉淚千行,滿腹才學滿紙香。無奈茅空官場落,只將考榜做錢箱。」招賢國燕昭王高築黃金台招賢納士,高度讚揚了燕昭王任人唯賢,批評了任人唯親的現象。「年紀大小,各有鵬程;高矮不均,各有本領。有背琴持囊,堂堂儀錶;有佩劍握囊,謙遜簡恭。有詩書滿腹,玉立婷婷。有心機滿腹,絲絲哭聲。這黃金台上,聚集著多少江湖賢客、山野逸民;這昭王腹中,藏著多少任人唯賢、賞罰分明!」《落花夢》對秦始皇有新的評價,秦皇反思過失,汲取教訓,在暴君國阿房宮高築擊築台,紀念當年高漸離刺殺之舉。

汪兆騫:因為根據你的原著《一隻繡花鞋》改編的電視劇《梅花檔案》在廣東、上海、重慶、湖南、湖北、東北等地播出,一路飆升,我還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它的創作背景,你能不能多談一些?

張寶瑞:應該說,我6歲到22歲時的舊居北京東城喜鵲衚衕10號大院對我的創作影響非常大。這是一個充滿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就是在十號大院里度過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那裡正是我創作《一隻繡花鞋》、《綠色屍體》等一系列梅花黨故事的源泉所在。十號大院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進院落,住著十幾戶人家。院子雖然只有十幾戶人家,卻有三個精神病患者。他們一個屬暴力型,那是一個工廠的女工,有人誣告她偷了工廠的布,實際上她沒有偷,一下子就給刺激瘋了,瘋了以後經常在下雨天從屋裡跑出來,拿著菜刀,見人就砍;我記得他梳著短髮,兩眼發直,冒著綠色的凶光,臉上長滿了粉刺。一個屬政治型,他是塗家老太太的丈夫,經常罵**,後來瘋死了;還有一個屬青春型,也就十五六歲,看見你就笑,張著大嘴,挺可怕。環境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氣氛,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十號大院唯一的一幢兩層的建築就在我家的對面,女主人帶著兩個女兒和父母一起生活,她是女十三中的老師,別人都叫她王老師。對面的這幢灰色的二層小樓,對我來說是最神秘的地方。因為就在我家的對面,所以我總是注意觀察著王老師家的情況。但是,她家窗戶上的所有布帘子總是掛得嚴嚴實實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樣,外面的人根本無法看清裡面。王老師的父親是一個瘦弱的老頭,從來不說話。王老師的母親是一個每天都出去買菜的老婆婆,她駝背,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把樓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響,我一聽到這種奇怪的聲音,就忍不住出去張望。這些人,使十號大院充滿了神秘的感覺。在日後我創作《一隻繡花鞋》故事的時候,王老師的兩個女兒就成為了故事裡黃家姐妹的原型人物。左鄰唐家,住的是一條窄窄的院落。戶主原是開灤煤礦的資本家,他滿頭銀髮,長得威嚴陰險,這使我想起曹禺《雷雨》里的那個周老闆。他的腰有毛病,經常拄著拐杖,在門前曬太陽。他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厚道謙和,二女兒是教師,文雅恬靜,三女兒很摩登,穿著時髦的裙子。唐家三姐妹成為我小說中白家三姐妹白薔、白薇、白蕾的原型人物。十號大院西臨一處西洋式建築,很神秘,院子有圍牆,圍牆上有鐵絲網,院子里有花園,可以看見裡面的古槐樹和秋海棠,開花的時候,飄來淡淡的幽香,那種感覺美極了。西洋式建築的主體是一幢二層的小洋樓,有地下室,其實,這就是我後來創作《一隻繡花鞋》時描寫的梅花黨北京總部的原型建築。抗戰時是日本駐北平的領事館。解放后,有個副部長居住那裡。

汪兆騫:你對諾貝爾文學獎如何看?

張寶瑞:試想一個小里小氣諾諾唯唯的人怎麽能寫出氣勢磅礴的偉大作品,怎麽可能有大手筆?十年前詩人汪國真曾說向諾貝爾文學獎進軍,有的人還嗤之以鼻,但我覺得汪很可愛,他起碼還有這種勇氣。詩人北島跟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拿到諾貝爾文學獎,自然使人驚喜,它畢竟是華人世界的驕傲,他得獎自然有它的道理和原因。但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師出有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智商並不低。

汪兆騫:我同意你的觀點,這牽扯到對文學的看法,你對文學究竟如何看?

張寶瑞:我始終認為,文學是人學,文學本身不能主觀地帶有宣傳色彩,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應當是深刻地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風雅無病呻吟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還是周邦彥、柳永的影響大,當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確實有過丞相夢,但他決不會為了得到這頂烏紗帽,媚顏屈膝於唐玄宗和權臣,「教我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最後浪跡江湖,與山水為伍。我的妻子是清代文學家、《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的後代,2002年秋天,我專門到山東淄博老蒲的故居探訪,有意外的收穫。原來老蒲是手抄本的老祖宗,他當時守著一眼老井柳泉,燒了茶水,攔住過路人講故事和掏故事。他屢試不第,但我想他想當官是為了當一個好官,有所作為,而不是想當一個貪官。他雖然連一個科級的官也沒有當過,但他的名聲和貢獻要比他的同鄉擔任高官的王世楨還要大得多。

汪兆騫:我知道你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陸續推出了9部長篇武俠小說,《八卦掌董海川》、《醉鬼張三》、《太極奇俠傳》、《東歸喋血記》……這9部小說結集為《中華武林長卷》,橫跨唐、宋、元、明、清、民國千餘年。梁羽生、蕭逸、劉紹棠欣然為你寫序,被人譽為「大陸金庸」。早在1990年,《醉鬼張三》就被香港與內地合作拍成了電影。最近這些年你又開始寫人生探討系列,寫當代文人的都市生活,銷量也非常好。你如何看這三種完全不同的創作?

張寶瑞:我的創作面比較寬。其實,我並不滿足於做「大陸金庸」,劉紹棠生前對我說,實際上中國文學的根子還是在大陸,大陸有極為深厚的文化沃土。拿破崙有句話: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話有一定道理。1992年我突然暫時在武俠小說方面封筆,毅然轉向現代題材小說,我想更直接面對社會現實,進一步挖掘人性。近年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我創作了《你到底想要什麼?》、《人為誰活著?》、《老慶》等反映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在武俠的看法上,我與金庸是相同的。1995年,金庸來北京,我們相談甚投。港台二流以下的武狹小說作家我一概不見。儘管我和金庸的寫法不同,但我們都認為「武俠」二字中,俠比武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打抱不平是小俠行徑,以天下為己任,才是大俠之舉。台灣的一些影視商、出版商看中了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資源,計劃拍攝我的《中華武林長卷》,在金庸、梁羽生、古龍的資源殆盡之時,選擇我的資源算是明智之舉。當然我的創作資源還有《梅花檔案》懸疑驚悚系列、金薔薇文化沙龍深刻探討人生系列、後現代主義神話系列、中國佛教系列等等,文學藝術價值和市場效益都比較大。

汪兆騫::你曾經做過八年新華社北京分社總編輯,如今又在新華出版社任副總編輯近三年,今後有什麼打算?

張寶瑞:首先要搞好本職工作,有句話叫干什麽吆喝什麽。我在出版社與同事策劃了金薔薇叢書,現已出版13部,反映很好,同時還在醞釀一些重大圖書選題。自1990年始,我創辦金薔薇文化沙龍,這是一個大型的文藝財經朋友聚會。14年來,總參與的人數數十萬人次,沙龍是各界朋友的人生聚會,是人才資源整合的交易所,是釋放壓力的溫馨空間,是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創造價值的最好媒介。沙龍聚集了汪國真、司馬南、關雷、吳歡、劉湛秋、李春波、白伯驊、京梅等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和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多年來以聯誼、研討、筆會、策化等各種形式,溝通信息,暢談友誼,探討人生,進行文化交流,為社會服務。我要把這個沙龍辦成當代中國最大的文化沙龍,同時也能獲得大批的出版資源和創作資源。另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作品和資源爭取打造成各種文化精品,希望老百姓喜歡,能為中華文化寶庫增加一些財富。文革已經過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進入歷史的檔案,但是中華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燒愈旺,中國人的英勇頑強的精神永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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