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經理人的另一面

近兩年，代表職業經理人精英的「空降兵」頻頻出局，包括吳士宏（TCL）、李漢生（北大方正）、陸強華（高路華）、姚吉慶（華帝）、黃驍儉（金蝶）、王樹彤（卓越網）、李金水（康柏中國）、張謙（高通）等，他們在先後遭遇了事業上的滑鐵盧后紛紛離職。在當今中國，由於媒體不負責任的炒作以及市場機構片面的調查結果，職業經理人已成為公眾明星。他們被描繪成推動現代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穩定社會形勢、定型社會規範及主流社會價值觀的社會力量。無論在公眾社會，還是在企業內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業已習慣了這種仰視，從而難以正確地把握自己。一旦離開了那張大班台，許多職業經理人突然發現自己實際上什麼都不是——沒人會認可自己的價值。這時再寄望於獵頭公司只能是一廂情願，因為獵頭為有效降低他們的風險，往往更願意替那些騎馬找馬的人找工作。而且，職業經理人對國內獵頭公司的信任度普遍較低。《IT經理世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希望通過獵頭公司進行流動的人只有，甚至低於「通過朋友推介」的。許多職業經理人喜歡留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大城市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地方能夠提供現代化的城市設施及生活氛圍，更是因為這些城市能夠提供遠比其他地方多的流動機會，而這種流動保障對於他們安全感的獲取至關重要。職業經理人職業特徵的表現之一，就是能通過市場正常流動。然而在高層經營管理職位的選拔聘任上，用人企業與職業經理人通過市場正常流動達到雙贏的仍是少數——所謂的高級職位的公開聘任，大多數只是作秀，用人單位實際上往往有其不為人知的招聘目的。在傳統國有企業、成分摻雜的股份制企業以及上市公司，從高級職位空缺的提出、候選人員的推薦提名到人選的最終確定，往往決定於企業內部、外部各方勢力的權力博弈。很多時候是各方勢力的曖昧平衡，而不是源於企業的真實需要與市場需求。因此，國企的高層領導很少由市場競爭產生，而基本是由政府任命，甚至由政府官員擔任。通過內部人員的舉薦——特別是名字後面掛著「總」、「董」等類似字眼的關鍵人物的介紹，許多人得以以職業經理人的身份順利加入這個體系。市場的生存原則是績效，而官僚體系的生存原則是「政治穩定」。在這個政治化的體系中，就單個職業經理人而言，每個人關心的是如何保證這種政治血緣的高度親和，因為這事關自己的位置能否保住以及是否有向上爬升的機會——如果因為你沒有完成績效指標而遭解僱，說明你並沒有融入這個家庭「血統」；而沒有完成績效指標，但是仍然在位，那麼你就已「血統」純正，就可以在「家庭內部」處理，甚至換個位置順利地向上騰挪。於是關心上級老闆的生活起居甚於自己的業績，關心上級老闆的喜惡甚於自己分內的工作成為必然。在民營企業領域，職業經理人的生存環境同樣不成熟。由於中國民營企業的股權特別集中，控股權與決策權也就高度集中，老闆對企業的支配權力異常大，「知本」還遠遠沒有具備與「資本」公平對話的地位與權力，職業經理人不得不屈從於資本的意志而處於一個完全從屬的角色。從整體而言，中國職業經理人不僅是在企業重大戰略決策方面，即使是在其自身的管理領域也缺乏相應的話語權，職業經理人的獨立性十分有限。這不可避免地造成職業經理人對資方懷有一種深深的戒備與恐懼，而這種戒備與恐懼的極端表現就是其職業行為的嚴重扭曲。號稱「中國職業經理第一人」的姚吉慶，其領導下的華帝浮沉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7位老闆為了彼此間權力與利益的平衡將他推向前台，而當老闆們新的權力、利益平衡達成時，他就被架空直至不得不黯然離去。痛定思痛，姚吉慶復出威萊國際時，對於資方的股權要求更為直接的原因並不是出於對資本增值的分享**，而是為了取得決策的話語權，其背後的潛台詞是為了更好的自我保護。「知本」需要藉助貨幣資本的力量保護自己。通過對前面提及的「空降兵」們的調查，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空降兵」們與資方的聯姻不過兩三年，時間竟是如此短暫。兩三年的時間對一個企業而言，能轉型的足以完成轉型，不能轉型的時間再長也是徒勞。對「空降兵」們而言，或許這就是其職業特長能夠展示的最長時段。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至下的浮躁心態、一夜暴富的投機心理、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更為明顯地表現在這一代職業經理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