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波普（下）

在戰爭後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間書信往來頻繁，儘管他們兩人彼此還沒有深入了解。波普請哈耶克幫忙，想出版《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後來則要獲得倫敦經濟學院的高級講師職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初，波普差不多每兩周給哈耶克寫一封信。在戰時通信中，他們從來沒有彼此直呼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寫完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6月份，哈耶克寫信給他說，「我對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興趣，因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現在正在進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1944年5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認為這本書的出版是「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他寫信給哈耶克說，「你在前言中形容這本書是『我不能逃避的責任』，看到這段話，我覺得，推動你進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動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樣的。」[17]

據曾擔任過8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傑里米·席爾默說，從《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發現，哈耶克的一些觀點跟他自己的觀點「驚人地相同」，以至於波普特意「將《開放社會》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別人以為他用了哈耶克的觀點卻不表示謝意」[18]。席爾默又寫道，「波普認為，哈耶克的出發點似乎跟他完全不同的……波普私下有點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觀點是否比他的觀點更保守；因為——與他的《開放社會》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沒有顯示出明顯地保護弱者的關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熱烈歡迎。」[19]哈耶克提出為《開放社會》寫一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寫給他的朋友貢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說，他謝絕了哈耶克這一好意，因為「我太珍視這本書了」，而讓他寫序會「給這本書和我本人貼上他的標籤」[20]。

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對波普的思想發展和哈耶克對他的影響的看法可能是最精當的。哈考恩強調了一戰與二戰之間維也納城的思想氛圍。他認為，波普是在一種思想上更為激進、具有更強烈的邏輯實證主義氣氛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而還在學校的時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義之路，而波普則是個**者。而且，哈耶克是天主教徒，而波普則是猶太裔。

在兩次大戰期間，維也納是個獨一無二的地方。這是一個沒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30年代，唯一的問題是何時被置於希特勒的控制之下。30年代，面對德國，奧地利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政治獨立性。30年代中後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猶太公共知識分子爭相離開維也納。

波普就是在維也納邏輯實證主義的氣氛中形成自己的觀念的，儘管波普本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邏輯實證主義者，實際上，他覺得，他一直在反駁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寫道，哈耶克在二戰期間發表在《經濟學》雜誌上、後來收入《科學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論文「打開了他的[波普]視野。他發現了一個他以前不了解的廣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這些論文尤其對波普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最後兩章發揮了較大影響。不過哈考恩也證實，儘管「哈耶克曾試圖打消[波普的]社會主義信念」，波普仍然在政治上比哈耶克左得多。[21]

1944年，波普寫信給哈耶克說，「我覺得我從你那裡學到的東西比任何一位在世的思想家都要多，也許阿爾弗雷德·塔爾斯基(AlfredTarlski)是個例外」[22]。40年後在一封寫給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說，對他來說，哈耶克已經成為「某種父輩人物」[23]，儘管他只比哈耶克小3歲。儘管如此，哈靠恩指出，波普「從來不認為哈耶克是至高無上的」，「儘管他熱情地感謝和讚頌哈耶克，但他從來不承認哈耶克或任何其他人是他的權威」[24]。哈耶克從來沒有與波普發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種親密的思想關係。

傑里米·席爾默也提到了波普與哈耶克的思想關係。他認為，從本質上說，兩人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密切。他在《卡爾·波普的政治思想》(1996)中評論說，「波普在紐西蘭的時候，確實讀過哈耶克的一些著作，在他的著作中也對哈耶克表示過謝意，後來他在寫作《開放社會》一書的時候，也確實受到了哈耶克思想觀點的影響，但他們兩人之間似乎沒有特別密切的聯繫。正因為此，波普在寫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發現哈耶克也得出了跟他多少有點相近的結論，覺得特別驚訝……哈耶克的思想後來對波普的社會哲學產生過一些影響，最突出的一點是他強調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對個人的自由裁量。但在我看來，在紐西蘭的時候，及在這之後，波普並沒有太多地關注哈耶克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計算問題的論述——而這一點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會理論的關鍵。」[25]

政治思想史家邁克爾·萊斯諾夫也證實了這種一說法。他在論述到哈耶克和波普時說，「兩人互相讚美對方的思想。然而，儘管他們的看法有諸多相似之處，彼此也互有影響，但這種相通之處卻沒有雙方說的那樣多。他們之間比較親密的私人關係，無疑使他們以為自己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處。」[26]

50年代和60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親密的朋友，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哈耶克以前在經濟學圈子中的朋友，最著名的如羅賓斯，都跟他徹底鬧翻了。這不可能讓他心情愉快。

1966年哈耶克在為自己的《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一書所寫的前言中說，讀過他以前的著作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他在討論他所說的「唯科學主義」(scientism)——錯誤地運用實證主義的、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時，發生了某種「細微的變化」。他將這種變化歸功于波普，是波普讓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學家實際上既沒有告訴我們他們幹了些什麼，也沒有強求別的學科的人去模仿他們。這兩類學科之間的差別因此被大大縮小了。」[27]波普在這裡的主要影響是改變了哈耶克對自然科學中的實際科學研究方法的認識，自然科學中的知識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測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兩人在這一階段的研究都是針對左派——針對理性和世俗的啟蒙哲學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寫給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里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說到了《開放社會》：「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在熱愛『開放社會』的人士中間，即在人道主義的陣營中，或者用我的話說，在『左翼人士』——如果這個詞能包容那些正確地認識到社會改良需要的自由主義者的話——的陣營中，杜絕要命的開小差行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獻給「所有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1945年，在一次討論《通往奴役之路》的廣播專題討論中哈耶克也說，這本書並不是「要攻擊社會主義者；毋寧說是要說服社會主義者，我把這本書獻給他們。我的主要論點是，他們實現他們所想望的目標的方法搞錯了。」[29]後來他又說，《通往奴役之路》有一個「很具體的目的：說服我的英國費邊社同事們，告訴他們，他們錯了。」[30]這本書是寫給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們的倫理看法，儘管反對他們的經驗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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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世界觀中高揚人的精神——個人循著自由與真理追求一種適合他們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能力。用他的話說，這是烏托邦的，當然，他用這個詞並不是指人們試圖或期望得到本來就不可能的東西。它所欲獲得的是儘可能好的東西。而且，這種認識與基督教的認識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純潔，出於錯誤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證明行為者之正當性；只有基於正當的理由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當的。對於個人來說，只有唯一的一條道路是合乎基督教義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通過自願地從事正當行為來證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並不是這樣對自由作出論證的，但他的看法大致與此相同。種種試圖為了改善人們的境遇而剝奪人們的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毀了人之為人的本質。自由並不只是要最好的結果，還要人道的道路。

而且，哈耶克對作為人的自由之基礎的人性是非常樂觀的。哈耶克的哲學不多不少，只是要求人們遵循真理，不管它把人們引往何處。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個恰當的環境中，他們就能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出合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體來。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所有人都會獲得充分發展，因為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沒有個人的進步，就不可能有社會的進步，而如果沒有自由，也不可能有個人的進步。

哈耶克對個人精神力量的的看法高揚人的個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為是由外力決定的。他既拒絕哲學上的決定論，也反對科學中的決定論。從高度形而上學的角度、因而也應當是從實踐、從政治的角度說，在相當程度上，個人能夠按自己的意願設計安排自己的生活。個人如何運用自己的自由，決定著自己的個性。剝奪他們的自由，就等於搶走了他們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快收尾的時候，哈耶克談到了「道德和個人行為的正當範圍……這個領域的問題已經變得非常混亂了，有必要回歸根本。我們這一代人不光險些忘了，道德是個人行為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更忘記了，只有能夠自由地作出自己的決定、並心甘情願地為了遵循道德規則而犧牲個人利益，個人才能生存下去。一個社會的成員，如果從各個方面都被塑造得只會做好事，他們是不配得到讚揚的。」[31]他在《自由憲章》中又說，「自由意味著可以做好事的機會。只有當一個人有機會作出選擇的時候，才配得到讚揚或譴責。」[32]

哈耶克強調指出，個人對於觀念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據此，哈耶克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是可取的，只有在自由的條件下，才能談論個人的道德和倫理。比起傳統社會主義者來，古典自由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具有一種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為自己創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之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頓的話說，自由「不是實現某個高尚政治目標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標。」[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