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訪客村的野"雞"群落…

1997年1月，我進入《南方都市報》，成為一名記者。當時，在所有應聘的人員中，我是惟一的沒有本科文憑的年輕人，但我有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特殊經歷，有在軍地百多家報刊發表的一大疊各式各樣的作品，這使得當時負責採訪部的《南方都市報》副主編朱德付慧眼識珠，力排眾議將我破格錄取。

1997年底，我根據讀者舉報以及採訪部的安排，將目光投向了位於廣州客村立交橋下欣欣向榮蔚然成風的"野雞部落"。

當時我正住在相距不遠的客村大江宛，對這股肆虐的黃風不算陌生。一般來說，人們平常所謂的客村立交橋，並非指縱橫交錯的完整立交橋體，而是指立交橋中間專供來往行人和自行車通行的過道。

那頂上是橫貫東西的新港路，在下面則是貫通廣州大道直通市郊番禺的主幹道。

據我觀察，這裡雖比不上鬧市區的霓虹閃爍紙醉金迷，但由於此處地處郊區，主要是外來人員的棲居地，人流量絲毫不遜色於廣州繁華地段，特別是，那些混跡於各類生意人群之中或是站立在橋底不時東張西望左顧右盼的女人們，更為這裡增添了不少神秘而曖昧的氣息，成為一道耐人尋味的獨特風景。

她們一個個身穿薄如蟬翼的夏裝，領口從肩膀滑下一半或是裸露著雪白的或粗黑的大腿和雙臂，有的手捏香帕不時掩口而笑，三兩個上了年紀的半老徐娘，往往還手持竹扇周身上下拍打蚊蠅，有些對儀態不甚講究的，手抓甘蔗邊啃邊向男人頻拋媚眼，把劣質炒瓜子皮嗑得滿天亂飛，這種情形，對於那些具備學養的男人而言，大都會噁心地轉身而逃，但對於這附近的民工們來說，卻是極其富於挑逗的。

直指客村野雞部落的舉報信一天天增多起來。報社主任任天陽關注到這一情況，他幾次與我商討怎樣將客村盛行的賣淫嫖娼之風以暗訪形式予以曝光。

由於《南方日報》社新建的宿舍大樓正位於客村不遠的廣州大道南，任天陽的家也就在那兒，任天陽就像我和羅斯文及曾華鋒等人一樣，每天都坐車來往於此處，對這兒的有關情況自然也已是耳聞目睹。

第一次與任天陽交流這個新聞選題，我也顧慮重重。若想將報道全面、客觀、深入地采寫出來，勢必要對這一"雷區"進行全方位、近距離調查暗訪，誰能夠保證在任何採訪環節上不招惹非議，誰又能夠保證在報道出來以後不會節外生枝呢?

並被人授以把柄?任天陽給我打氣說："作為恪盡職守的記者，你們只是把這些骯髒腐敗的社會現象揭露出來，引起有關職權部門的足夠重視，我們報社領導是每個記者的堅實後盾，記者手中握有新聞監督職權，報紙也為記者們敞開呼籲空間，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肅清社會風氣，這篇報道勢在必行！

"同時，任天陽還提出，此次暗訪由新來的同事羅斯文配合我。199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任天陽將我和羅斯文叫至辦公室，將暗訪客村這一新聞選題列上議事日程，向我們分析暗訪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突髮狀況，並對我們做出種種報社領導予以堅決支持的保證。

正因為有困惑，我們才會去探索，更因為維護正義的信念之強，才能夠將所有來自世俗也終回歸世俗的顧慮打破，我和羅斯文面色凝重互看一眼，明白了彼此的決心，做！

一定要將報道做出來！但一旦真的要付之行動時，我們又猶豫不決起來，這樣的採訪實在不同於一般的採訪，對於這種事情，如果我們直接與有關主管部門聯繫，通過正常渠道從他們那兒獲知有關情況，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兒，因為你這是在寫批評報道呀，人家躲避都來不及呢，別說向記者提供情況了。

但如果我們冒充客人式的調查，不但會受到人的非議，更是一種以身試法的愚蠢。

對於此，我國著名性學專家潘綏銘先生曾這樣說過："……如果冒充一個嫖客，卻又詢問對方的一些如家庭情況、個人經歷、動機等其他情況，那麼對方可能會懷疑你是一個便衣警察，那樣你的人身安全都成為了問題；同時小姐所說的話，大都是'習慣性的撒謊'，你的行為很可能會引起老闆、保鏢和雞頭的懷疑；另外，外人還會認為你這樣做其實只不過是想給嫖娼找個借口……"潘教授在他的《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中認為：中國的地下"性產業"最晚到1996年的時候，已經形成了縱向的7個層次。

下面以賣淫女性的分層來說明：處於頂端的是"二奶"階層。她們雖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與納妾、"傍大款"或者事實婚姻的本質區別在於：1"二奶"是計時收費的；2她們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務而不是情感生活、生兒育女、居家過日子等等。

只不過她們計算時間所用的單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長，往往是按月收錢。

第二層是"包婆"（公安部門叫做"包娼"或者"包嫖"）。她們雖然也像"二奶"那樣，按照服務時間的長短來收取固定的"包身費"，但是她們往往並不長時間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間或者一段業務活動時間被"包下來"。

第三層是那些活躍於"三廳"（歌廳、舞廳、餐廳）里的"陪女"。她們處於"三陪"與賣淫之間，收費也處於計時與計次之間。

她們所提供的服務是以"坐台"（僅僅當場陪伴）為基礎，以此"保底"，然後再力爭"出台"（跟嫖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