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的警告(1)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們無需別人提醒就能認識到，我們的世界已經深受各種監獄文化的殘害，奧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些監獄文化的結構進行了準確的描寫。如果你讀一讀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動物農莊》，以及亞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會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數十個國家幾百萬人民身上發揮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機器是個什麼樣子。當然，奧威爾不是第一個警告我們**會帶來精神毀滅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貴的一點就是，他一再強調，不管我們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還是右翼思想，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差別，監獄的大門一樣是堅不可摧的，管制一樣是森嚴的，偶像崇拜一樣是深入人心的。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成心監視著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一直注視著他，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在美國，奧威爾的預言似乎和我們無關，而赫胥黎的預言卻正在實現。美國正進行一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實驗，其目的是讓人們投身於電源插頭帶來的各種娛樂消遣中。這個實驗在19世紀中期進行得緩慢而謹慎，到了現在，20世紀的後半葉，已經通過美國和電視之間產生的親密關係進入了成熟階段。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國人已經明確地為緩慢發展的鉛字時代畫上了句號，並且賦予電視在各個領域的統治權力。通過引入「電視時代」，美國讓世界看見了赫胥黎預見的那個未來。那些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必須常常提高他們的嗓門才能引起注意，甚至達到聲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們被人斥為「懦夫」、「社會公害」或「悲觀主義者」。他們之所以遭人誤解，是因為他們想要別人關注的東西看上去是絲毫無害的。奧威爾預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預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認，也更有理由去反對。我們的生活經歷已經能夠讓我們認識監獄，並且知道在監獄大門即將關上的時候要奮力反抗。在彌爾頓、培根、伏爾泰、歌德和傑弗遜這些前輩的精神的激勵下，我們一定會拿起武器保衛和平。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聽到痛苦的哭聲呢？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該用什麼樣的語氣抱怨？對於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能有什麼救命良方？我擔心我們的哲學家在這方面沒有給過我們任何指導。他們往往針對眾人皆知的人性惡習提出一些明確的思想，而目前出現在美國的問題卻無法歸入任何思想體系。《我的奮鬥》或《**宣言》都沒有宣告過它的到來，它的產生源自我們的大眾會話模式發生的巨變。但它確實是一種思想體系，因為它帶給我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關係和觀點。對於這一切我們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們沒有進行任何討論，我們只能順從。雖然在過去的80年裡，我們已經親眼目睹技術改變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眾的意識中，技術還沒有被看作是一種思想體系。1905年的人們不能預見汽車將會帶來怎樣的文化變更，這無可厚非。那時的人們誰會料到汽車將決定他們怎樣安排社會生活和性生活，將改變人們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將創造出表達我們個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新方式？但現在這個遊戲已經進行了很久，如果還不能意識到遊戲的結果，就不可原諒了。到了這個時候，如果你還不能意識到技術必然會帶來社會變遷，還在堅持技術是中性的，仍然認為技術始終是文化的朋友，那麼你實在是太愚蠢了。從很多例子我們已經看出，通訊模式中的技術變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術變化更能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把字母帶入一種文化，會改變這種文化的認知習慣、社會關係、社會概念、歷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機帶入一種文化，你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圖像傳送引入文化，你就會發動一場文化革命。沒有投票，沒有辯證法，沒有游擊隊的反抗，就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這是一種沒有文字的意識形態，而且它因為沒有文字而顯得更加強大。只要人們虔誠地相信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長久地存在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美國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我們都相信歷史正把我們推向某個理想中的天堂，而技術正是推動我們的動力。所以，對於任何像我這樣著書討論這個問題並且想在書的最後提出解決方法的人來說，眼前的困難簡直無法逾越。首先，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需要什麼解決方法；其次，也許就根本不存在什麼解決方法。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難就會有解決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幾個建議結束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