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傳言的合謀

１９９５年泰國《民族報》上的一則消息，震驚了整個泰國，在泰國民眾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則消息稱：一名泰國上流社會的女子被男友哄騙上床實施姦汙，爾後這名男子又將她拋棄，再後來這名女子發現自己染上了艾滋病。該女子憤怒已極，對世上所有的男子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與仇恨。她決定一死了之，但是在死之前她要瘋狂地報復男人，把艾滋病傳染給男人們，目標是２００個，完成此一任務后自己再去另外一個世界。於是這名攜帶ＨＩＶ的女子開始浪蕩社會，頻繁出入於酒吧、舞廳等社交場所，千方百計勾引男人並與之發生性關係。到她在艾滋病輔導員的輔導和教育下終止自己的變態行為時，她已與１００多名男子上過床。ＡＩＤＳ患者報復社會雖是極端的個案，但外國有，中國也有。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出版的《信息日報》就曾報道過一名年輕女艾滋病患者惡意傳播艾滋病的案例。該文說在廣西百色市的一個「毒品之家」里，年僅１３歲的「毒宮」公主便被吸食毒品的「哥們兒」強暴，那以後這位「毒宮」公主便走上了墮落之路。年紀輕輕的她少年老成，似乎看透了人生，看透了男人，此後她將罩在她身上的一切遮羞布都撕下，誰有錢就跟誰睡覺，誰有白粉就跟誰睡覺，有時甚至同時跟幾個吸毒的「哥們兒」一起進行吸毒和**。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８日，當這名女子正在桑那中心吸食毒品時，被公安人員抓了個正著，她「二進宮」再次被送進戒毒所進行強制戒毒。這時恰逢廣西自治區衛生檢疫部門來到戒毒所對吸毒人員進行艾滋病病毒血液檢測，結果發現這位「毒宮」公主已經染上了ＨＩＶ。在此之前就對生活失去信心的她，現在是徹底絕望了，她決心報復男人們。凡是以前曾欺負過她、得罪過她、跟她有過節，甚至她看不順眼的男人，她都千方百計與他們接近，直至與他們發生性關係，讓他們染上艾滋病，受到「懲罰」。到了後來，她則採取了更加主動的姿態，不管是相識的還是不相識的，凡是男人，她都要報復。２００２年１月，百色市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立即對這位「毒宮」公主展開追捕。１月１１日，這位震驚社會、人們談之色變的惡意傳播艾滋病的元兇終於被我公安機關抓獲。著名艾滋病防治專家高耀潔教授曾聽說河南某地有一個人因輸血染上了艾滋病，那人想不通，自己也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人們不僅不同情他反而對他不理解，產生一些過激行為，於是這位ＡＩＤＳ患者便開始在社會的冷漠和歧視中尋求心理平衡，開始報復性用針扎人。後來高耀潔找到這個人，與他坐在一起促膝談心：「我是醫生，沒有權力要你做什麼不做什麼，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你不應該去扎那些無辜的老百姓，他們是沒有錯的。」這人對高耀潔說：「我從來沒有想到去扎老百姓，我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著小汽車到歌廳舞廳等黃色場所享樂的人。」後來這人死了，高耀潔在回憶這件事時說：「我去他家裡時，他正躺在床上，他讓我去坐離床幾米遠的一個凳子，但是我徑直站在他的床邊。當時他哭了，說這麼久以來我是第一個敢離他這麼近的人。」「扎針」報復事件鬧得甚囂塵上的要數天津了。２００１年聖誕節前後到２００２年１月中旬這段時間裡，一個傳聞在天津市民中掀起了大浪：據說河南的艾滋病人來到天津，在商場、超市、路邊等公共場所，用裝著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亂扎市民，報復社會。傳聞最早是從２００１年平安夜開始的，據說有人那天在天津的繁華商業區濱江道的商場被扎。元旦過後，傳聞更是鬧得沸沸揚揚，有鼻子有眼，但記者前往調查時，卻又是一頭霧水。儘管如此，傳言還是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９００多萬人口的天津市窒息得快要爆炸！２００２年１月６日，記者寫出《天津市民多名被扎，引起社會全面恐慌》的內參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１月７日，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就此作出重要批示，緊接著天津市委主要負責同志也作出批示，表示立即按照中央領導的指示辦。１月９日，天津公安機關將此案作為２００２年的第一號大案，加大警力，開展偵破，衛生部門也每天逐級報告被扎市民的例數、時間、地點和癥狀。儘管如此，各種渠道飛出的傳言還是俯拾皆是：「某某某被扎了」，「某地某時又有某人被扎了」，「某某被扎，正在某某醫院檢查治療」。但當記者們蜂擁而至調查了解時，這些傳言大多子虛烏有。分析此類傳言，大抵有三種說法：一是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數都是賣血感染上艾滋病的，當年采血的車輛掛著天津的牌照，被感染者認為當初不是天津來的采血車來采血，他們就不可能染上艾滋病，因此，他們今天要來天津進行報復。二是說一個外地人在天津的醫院看病、輸血，結果染上了艾滋病。為了報復，他叫來一幫艾滋病患者，製造了這些「扎人」事件。還有一種說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要求社會不要遺棄他們，想得到有關部門進一步的關懷，但是他們受到了冷遇。為了引起社會的重視，他們相約來到與北京最近的天津，製造了這些「扎人」事件。後來，一些傳言又有了新的「版本」，而且有的「版本」一天一個花樣，生拉硬拽地把偌大一座天津城拉拽到火山口上。有記者到有關部門了解情況，公安、衛生部門對此均表示：「還不到透露此事的時候。」１月１５日，又一名婦女被「扎」了，這件事以極快的速度立即傳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這名被「扎」的婦女姓吳，據吳女士自述，１月１５日下午，吳女士到家對面的菜市場買菜，這個過程她大約走了１０分鐘左右。在菜市場，她準備買點鹹菜，但當她伸出手想去拿時，突然發現手上有一個「針眼」，「針眼」旁邊是一道細細的划痕。吳女士看見這些情況之後大驚失色，趕緊到附近一家小衛生院進行包紮，醫生從她的傷口擠出一點血，塗上一些碘酒，進行簡單的處理。之後吳女士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覺得蹊蹺，於是報了１１０。警察趕來，將她帶到天津市高級法院，請法醫對她作了檢查。法醫經過認真仔細檢查之後認為吳女士的傷口可能是鐵絲、竹刺等尖銳物划傷的，沒什麼大問題，要她不必為此擔心。吳女士對此仍放心不下，老想到可怕的艾滋病。她對人說，她出門沒碰到什麼東西，不太可能是別的東西划傷的。自己已經５０歲了，對艾滋病並不感到可怕，主要是為家裡的孩子擔心。當吳女士被「扎」的傳言再度襲擊天津時，天津幾乎變成了一座死城。人們不出門了，大街上見不到更多的人影，平時熙熙攘攘的商場，如今冷清得只有售貨員垂手侍立在櫃檯前作無望的等候。反應迅速的天津市教育部門，為了確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已向中、小學發出通知，要求加強學校內外的保安，同時還呼籲學生家長注意學生安全。有的學校在學校門口護送學生，附近派出所也紛紛派出公安幹警對學生進行現場保護。此後，為穩定人心，天津電視台播出了專家釋疑：艾滋病病毒是一種寄生性很強的病毒，它離開人體一分半鐘后，就會因血液凝固而死亡。用扎針的方法很難傳播艾滋病病毒，除非病毒攜帶者現場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給他人。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發出通告，公布了涉及被扎案件的一些初步情況，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態。根據通告公布的內容，目前公安機關已抓獲了數名犯罪嫌疑人，案情如下：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時許，犯罪嫌疑人孫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廈伺機作案時被抓，併當場繳獲了隨身攜帶的一個包，包中搜出針頭等物；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褻幼女被勞動教養一年，於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６時許，手持針管在河東區扎傷一女中學生，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迅速將其抓獲；犯罪嫌疑人韓某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時許，手持裝有紅色墨水的注射器闖入女青年劉某某家中，並威脅實施搶劫，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迅速出動，將該二人抓獲，同時繳獲了一些作案工具和部分贓款。公安部門表示，經對報案人身體檢查，絕大部分未發現被針扎的痕迹，少部分人雖然被針狀物扎中，但未發現任何附著物。經審訊作案人證實，其扎人時所用的針狀物未接觸過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門還說，此類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會傳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針頭扎人來傳播艾滋病之說，純屬騙人嚇人」，「希望廣大市民不要聽信謠言，安心正常工作」。１月１８日一大早，天津市公安機關便向各單位發放宣傳提綱，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平靜心態，穩定社會，震懾犯罪分子。這樣做的效果很好，此後的許多天，都沒有被扎的報案。浮躁、騷動多日的社會日趨正常。為什麼傳言會變成謠言？為什麼謠言會廣泛流播？為什麼大多數人知道是謠言，卻還那樣浮躁恐慌，引起了社會的巨大波動？這種社會病態心理難道是天津人的專利？一位專家回答說，這其實並不是天津人獨有的態度，恐怕全社會對此都應該反思。人們對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遠之」，缺乏必要的關懷和平等對待。這位專家還鄭重地提出警示：照此下去，是很危險的！天津「扎針」事件，通過各方面的努力，終於平靜地謝幕。謝幕之後，人們是否從中得到某些啟迪，為什麼關於艾滋病的謠言流傳得那麼快，那麼廣遠？為什麼人們對於艾滋病的恐懼那麼強烈，那麼不可理喻？為什麼「扎針」事件以及它所掀起的撲天大浪發生在天津而不是發生在北京？據報載，天津「扎針」事件之後，很多人還是認為凡是艾滋病就都是作風問題所致。和平路一位售貨員評論「扎針」事件時說：「那些人自己亂搞，得了絕症還來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懲罰他們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了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賣血、輸血而被無辜傳染上的，也抱著一種相當冷漠的態度。河東區的一位居民說，應該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島上去，讓他們與世隔絕。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說艾滋病人「應該滅掉」。但在北京，情況卻有所不同。《北京青年報》曾經就艾滋病問題在北京市民中做過一次調查，高達９７％的北京人表示應該全社會來關注艾滋病問題；５７％的北京人表示應該給予艾滋病人更多的理解和關心。超過半數的被調查者認為社會不能歧視更不能拋棄艾滋病患者。他們認為，艾滋病由於主要通過性接觸和吸毒途徑來傳染的，所以不像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那樣，能夠得到大家的關心，反而是遭到白眼和侮辱。這樣做對於病人來說，心理受到的打擊比疾病造成的痛苦還要厲害；有３９％的被調查者表示應該區別對待，如果是輸血傳染上艾滋病的應該給予更多的理解和關心；４４％的北京人認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他自己也不願意得這病呀」是很多人的想法。他們認為艾滋病患者確實需要社會的幫助，尤其是ＨＩＶ攜帶者，和正常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攜帶著ＨＩＶ而已。但是一旦發現，這個人就會被社會立即拋棄。這種認識上的差異，也許是謠言流傳最後釀成大波的社會基礎。這種認識上的差異當然不僅限於天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報》曾報道，成都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決議，為艾滋病立法」。這篇報道稱：《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條例（草案）》通過審議，這部前後修改了２０餘次、引發無數爭議的條例一旦經省人大審議通過，將於明年正式付諸實施，成都也因此成為西南地區首個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據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條例（草案）》對艾滋病的防治內容、管理範圍、職能部門分工等做了詳細規定，其中包括：賓館、飯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髮店、美容店、歌舞廳等單位在錄用人員時，應當組織直接接觸客戶的人員每年一次到市、區（市）縣衛生行政部門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專業機構進行性病、艾滋病項目檢查，取得健康證明後方准予上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離崗治療。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進入公共浴池就浴或進入游泳池游泳，違者將被處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罰款。這一地方法規經新聞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一些專家（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學者潘綏銘等）認為「嚴禁艾滋病人進游泳池」是一個「荒唐的規定」，因為「那是不會傳染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項目官員對此也非常擔心，他說，如果成都的法規被通過，會加劇ＡＩＤＳ人群與健康人群的對抗情緒。然而，專家的聲音卻很無力，左右不了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和誤解。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出版的《工人日報》刊載了一篇題名為《集中管理艾滋病人？——善良卻危險的提案》的報道，這篇報道說：這些天來，關於艾滋病人的新聞突然多了起來。除了京津地區風傳「艾滋病患者持針扎人」的謠言之外，來自廣東「兩會」的一份提案也卷了進來。《新快報》的消息稱，有的廣東省政協委員提出要像過去治療麻風病人那樣，對艾滋病人進行集中管理和治療。這是一個善良的提案，也是一個危險的提案。儘管艾滋病的陰影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脅，但是，把艾滋病人和麻風病人等同起來，是不是就能夠像消滅麻風病一樣消滅艾滋病？恐怕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這篇報道在評論這種舉措時說，西南某大城市（即前文提到過的成都）曾經醞釀過一項地方法規，要把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拒於公共浴室之外。如今，類似的聲音又在廣東重新出現，而且由政協委員把艾滋病人與麻風病人並列起來，說明我們在善待艾滋病患者的問題上，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完成。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台灣某劇院實驗劇場里，上演了一出由真人真事改編的艾滋病故事劇《黃色小船》。真實的劇情與真情的表演，讓在場的演員和觀眾哭在了一起，擁在了一起。《黃色小船》的故事背景發生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知名導演沙大偉（ＤａｖｉｄＳｅａｒ）婚後喜獲貴子，取名潘傑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但不幸的很，新生兒卻是一個先天的血友病患者。後來不慎因輸血感染了ＨＩＶ，當時對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療極為有限，結果潘傑明只活了８年４個月又２９天。在潘傑明短短的生命中，帶給沙大偉夫婦的是愛子誕生與成長的喜悅，同時還有愛子面對病魔而父母束手無策的無助及痛苦。潘傑明從得知染上ＨＩＶ那一刻起，就開始被親友歧視，被學校強迫退學，最後在父母及朋友的愛的包圍下，他也知道自己即將死去，他卻能以一顆童真的心說，要在死後把他的玩具分給朋友。這部實驗話劇，透過孩童的眼光，探討艾滋病、血友病、死亡與病重兒等問題，戲劇的感人力量勝過千言萬語！它告訴人們，惟有了解艾滋病，關懷病人，才能挑戰艾滋病，才能最後徹底瓦解和戰勝艾滋病！今天，黃色小船又飄到了我們身邊。在艾滋病這個世紀魔鬼面前，我們和那些不幸的患者其實同在一條船上。那些試圖用法律「嚴禁艾滋病患者進入游泳池」的做法，那種重新引入麻風病人概念的觀點，只能意味著對患者和弱者的冷漠。我們今天需要做的，是勇敢地伸出自己的雙手，去幫助那些徘徊在死亡陰影里的人恢復生命的自尊和生存的勇氣。挽救了他們，也就是挽救了我們自己，也就是挽救了整個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