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化思維與慧命
2002年10月10日北京時間晚上7點,瑞典文學院的禮堂中燈火輝煌,在這個晚上,誰將會獲得200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謎底馬上就要揭曉了。台下坐著本年度奪獎呼聲最高的奈及利亞著名作家伊姆雷·奧克利,還有其他數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然而誰也不會想到的是,200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卻頒給了一位匈牙利作家,他叫凱爾泰滋。而使凱爾泰滋最終能獲獎的是因為他的一部名謂《難以捉摸的命運》的小說。瑞典文學院是這樣解釋其之所以把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凱爾泰滋的理由:凱爾泰滋的作品支持並肯定了個體用其脆弱的經歷對抗「歷史霸權」。
現在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凱爾泰滋及其作品《難以捉摸的命運》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獎對我們是有著重要啟發意義的。
凱爾泰滋是一個猶太人,他生於1929年,1944年他被德國納粹關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來他又被轉到了布痕瓦爾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救。小說《難以捉摸的命運》就是凱爾泰滋根據自己在集中營里的這段經歷為背景而寫成的。在西方,有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說法,即:在奧斯威辛以後再寫詩就是一種殘酷。這句話的意思是,當納粹以人類最殘暴的方式來毀滅生靈的之後,一切對美好的歌頌便是人類的罪過。因此在我們所看到的全部有關納粹的歷史檔案中,無一例外的是殘酷和野蠻,兇狠和暴戾。然而凱爾泰滋在他的小說《難以捉摸的命運》里卻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向人們描述了他作為一個孩子在集中營中的真實感受。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里凱爾泰滋就像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審視著那裡發生的一切,少年凱爾泰滋把集中營的生活看成是一種正常的生活,雖然到處充斥著殘酷和暴戾,但生活仍然有著快樂的一面。凱爾泰滋真實地體現著一個孩子真實的感受,他沒有遵循「在奧斯威辛以後再寫詩就是一種殘酷」的普遍觀念,他始終堅持真實地表達自己和對歷史的一種個性思考。他沒有隨波逐流,他用個體脆弱而真實的經歷來對抗「歷史霸權」。
凱爾泰滋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因為他在抗拒歷史霸權的過程中體現出的一種真實的個性化思維,儘管在一種既定的觀念中凱爾泰滋違背了所有的人,當他的最終成功則應該歸功於他對自我的頑強堅持。而這一點也正是一切偉大創造發明最為重要的人格因素。
最近在一本書上看到這樣一則讓人深思的笑話:
一個殺人犯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傷心得不得了。正在傷感之際,忽然聽腳底下有人唉聲嘆氣。殺人犯很吃驚,就問:下面什麼人?你住在什麼地方?下面的人回答:我是教師,住在地獄的第十九層。殺人犯更吃驚了,說:不是地獄只有十八層嗎?怎麼出了個第十九層?下面說,這是閻王特設的。殺人犯說,殺人就是最重的罪了,你的罪難道比殺人還要重嗎?那人說:這你就不知道了,人有兩條命,一是性命,二是慧命,殺性命只傷**,殺慧命毀掉的可是靈魂啊。就因為我生前誤人子弟,殺了許多孩子的慧命,所以就被下到第十九層了……
這雖說是一則笑話,但它卻寓意出一個嚴峻的當下現實。人的命從某種意義上說的確有兩條,一條是生命,這種命是所有動物都具有的性命,另一條命是人所獨有的命,就是笑話中所說的慧命。慧命中包含著人之所以能夠超越所有動物而成為人的創造力、想象力、倫理道德以及理性等等。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慧命才是人之根本。如果說,生命的獲得和延續是每一種動物的本能行為,那麼人之慧命的養成和培育就是一種教育的結果。如果由於教育失誤而使慧命泯滅或變態,那麼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微乎其微了。曾幾何時,人類曾經多次把一個在狼群中長大的「狼孩」接回人類社會中來培養其重新做人,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終都無濟於事,在狼群中長大的人由於失去了生命在最初階段轉化為慧命的可能,而最終只能又回到狼群中去成為一個動物之人。因此對於人來說,教育是把生命提升到慧命的唯一手段。笑話中那位老師之所以被打到了第十九地獄,就在於他因失敗的教育而毀滅了人的慧命。因此我認為,一種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正確與否,決定了一個人慧命的質量,而一個人慧命的質量又決定了一個人能否具有創造力和想象力。慧命的培育是一種前端行為,沒有這個前端行為就沒有後來的中端過程,而沒有中端過程就不可能產生終端成果,沒有終端成果我們就只能一直等待,而如果我們繼續漠視對前端行為大力打造的話,那麼終有一天我們會像等待「戈多」那樣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把希望熬成白髮蒼蒼的老人。
所以,如何通過教育來把人的性命提升到一種良好狀態的慧命,是我們全社會應該首要來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學校教育,因為一個人在走上社會以前,其大部分教育過程都是在學校中完成的。因此學校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今後的命運。而在學校教育中,老師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我們老師本身的素質就很低,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培養出什麼高質量的學生來,而由於自己素質的低下而滅殺學生慧命的老師,便是那位在十九層地獄中活著的亡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