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末懷先讓

認識先讓時，他很年輕，我也不老，畢竟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記得他那時在文化部什麼什麼機構工作，穿了件褐色短夾克在美院興沖沖地來去，瀟洒漂亮得突出，後來知道他是黨員，我也就不替他擔心了。我跟他沒有什麼來往，客客氣氣，印象是好的。印象好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朝氣，他不像一般常見的黨員穿著褪色藍幹部服連同他們樸素的臉色令人生畏，他真實地令人感到親切。

聽說他是刻木刻的，我在版畫系教書，我們一定有過交談，比如在版畫系的走廊，或是在全國性的版畫展會場里……都忘了；忘了不要緊，以後幾十年相處到死也忘不了。

以後他也在版畫系工作了。我們的私人來往也不多。版畫系的黨外人士有夏同光(「文革」末期上吊自殺)、陳曉南、王琦(「文革」后入黨)和我，其餘都是黨員。版畫系的黨支部的領導很強，系主任是道德高尚、治學誠篤的老版畫家李樺。他五十年代中期入黨，加上新婚，同事們祝賀他雙喜臨門。在他的主事下，版畫系的文化空氣很活躍，提倡讀書，舉辦各種類型的講座和文藝活動，「反右」開始，版畫系定性的「右派」學生最多。那麼轟轟烈烈的大運動中，李樺的表情始終閑閑然一如往日，他的黨齡雖嫩，然而人格力量強韌，大有袁中郎所謂「兀坐無儔侶，觀空絕想塵」之慨，世故驚濤中如此從容真不簡單。

「反右」以後版畫系成立了四個工作室：李樺、古元(「反右」以後古元調來版畫系工作)、王琦、我各負責一個，工作室以名號，可算開風氣之先。先讓好像是在古元工作室做管家，只見他整天忙忙碌碌、腳不點地。

以後的「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包括十三陵勞動、密雲水庫勞動、「大鍊鋼鐵」、「深挖洞」……這一類累死累活的行動都見到先讓汗流浹背的影子、聽到他沙啞的嗓音。他比我小，雖然小不到哪裡去，按那個鬼才知道的制度，先讓屬於「年輕教師」之列，而我是「老教師」，「年輕教師」該上苦活的時候就得上，還得賣命地上，「老教師」也累，賣不賣命只有天曉得，何況他是黨員……

在那種場合，他的專註、誠懇、認真，使盡青春解數，令我感動深思，留給我一個至今難忘的磨破衣衫、手握鐵鎬、屹立於壩上、滿頭大汗的年輕形象。他在洪流中，我在洪流邊淺灘處，我遠遠地對他有好感，懷著落後於時代的同情。

像他一樣年輕的藝術家這時候應該精研學術、鍛煉本領，壩上爐邊浪費了珍貴年月……這話當時我敢講嗎?

除了「文革」這個劫數難逃之外，以前的「運動」中只是順手挨著的洗、刷、銼、磨，陳與義所謂的「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差約近似。元氣雖傷，性命還在，算是可以了。

不過，在這狗屁嘮嘈的混賬時代我撿到一個寶貴朋友，就是楊先讓。「社教運動」開始，我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忽然系裡的聲勢里似乎我是個靶子。什麼資產階級教學方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養狗、打獵、聽唱片，推廣封建帝國主義文化……一位教授控訴我毒害他欣賞貝多芬音樂。真弄得我把這幾個月提神醒腦場面當做是覆巢危機了。每天上午、下午、夜晚的會，有時回家的路上碰到楊先讓，輕輕地從後面下了車，陪我走了一段路：「……只是教育，輪不到誰誰的頭上，沉著點。有的人幸災樂禍，以為機會到了，讓他去失望吧(我知道他指誰)。」說完，上車一溜煙走了。又一回仍是在路上，我們剛開完會出來，主題是批判我養狗和交遊朋友關係的問題，他又是從我後面擦身而過，這回不下車，只說了一句：「哈哈，黃先生，你他媽以後得收斂一點了吧!」

他有正義的判斷，只是礙於關係，不得不只在路上抒發。

「文革」期間，他忙他的，我們沒有個人接觸。

「文革」末期，把美院全體教職員工送到河北磁縣軍墾農場勞動，交給解放軍訓導管理，版畫系是其中的一個班，有連長排長管著，我和先讓才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唉!狠狠地度過三年。

那一場淺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勞動，無可聊賴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餘響。勞動地點在十六裡外，天剛亮起床吃早飯後撿拾農具排隊往南走向目的地，黃昏再排隊扛著該扛的東西走回來。麥子、水稻、西紅柿、蘿蔔、白菜、大蔥，管種管收，來回每天三十二里地。老的有劉開渠、李樺、李苦禪、王曼碩、胡蠻、常任俠……都卷在隊伍里跟著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都七十多了，高一腳低一腳蹣跚地、伸著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著坑坑窪窪的路，這種哀哀欲絕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間或在農閑之餘抓「五一六」。什麼是「五一六」，我今天問人，還沒有人說得清楚。那時候卻是言之鑿鑿，張三李四受到隔離……其中一個人牙痛，因為問題嚴重不可能讓他進城去醫院挂號，便求諸我的醫牙偏方，以便緩解疼痛，繼續接受審查。所以我能確切知道在這裡是關了人的。

我曾光榮地擔任養雞的神聖職務，從小雛雞餵養成能生蛋的大雞；又曾擔任過草藥組長，為師部的製藥廠採集各種新鮮草藥，統率過近三十人的草藥大軍。

剩下的時間經常與先讓一起，交換點對「連」領導或其他班上的新聞趣事。他喜歡的人也是我喜歡的人，比如說研究所組的朱丹、吳甲豐、王樹村和雕塑系組的錢紹武，在生活與勞動的夾縫中，我們找機會聚一聚，交流、分享家裡寄來的糖食點心和好茶葉，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東西(還記得先讓沒有我們幾個老傢伙貪吃)。

有一天，聽說錢紹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讓便到錢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我倆哪來這份膽而居然又有這個空閑)。遠遠見錢紹武趴在窗口表獨立兮，便呼他出來，三個人來到三兩裡外的收割了莊稼的空地上，然後三個人對著蒼穹呼號要跟連指導員，跟排長的娘親做親密的朋友……(更正：錢紹武膽小蘊藉，他大概沒有參加這些呼號行動，笑得前仰後合，紅光滿面確有其事。)只是安慰錢紹武，散散心，這個好人不該受委屈。

到三年中的最後一年，管理鬆了，部隊那些領導首先失去新鮮感，也出了一點超乎常規的膽大的事，不太讓人欣賞敬佩了，但還是勉強熬著時日。先讓和我膽子也大了，居然時常爬到屋子平頂上唱歌。原來他唱得那麼多那麼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從愛好者提升到專業水平，他把陝北民歌表達得那麼細膩，那麼通透，是我萬萬想不到的。對音樂，我的口味很刁，我不太輕易誇獎讚美一個人。

在屋頂欣賞楊先讓的陝北民歌，終生難忘。因為那段時空，那難解的哀愁得以排遣……

忘了一件大事，連部派我和先讓去拉蘿蔔，大約來回要一天時間，回來的路上，四顧無人，我說，告訴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說好。我說：這事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現在先說出去，咱倆都玩完!他不笑了，他說什麼大事有這麼嚴重?我說：你發誓保證，我就告訴你，要不然，只當我沒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證，你說吧!我告訴他**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他扔下車子，靠著路邊青楊樹，眼看著天，三兩分鐘才說，你什麼也沒說，我什麼也沒聽。一路上他再也沒有說話，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沒有說話。

這件事，我怎麼會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裡來了一封信，寫著：「阿林想走雞，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麼意思。阿林是誰?「走雞」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廣東話寫的這兩句話，那個阿林走雞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說沒有，倒是熟人中實在想不出是誰。納悶了兩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兒子李庚來探親，偷偷告訴我**叛逃的全部過程，那個所謂的阿林原來就是**。消息公布是遲早的事，消息沒有公布的那幾天，難為了楊先讓幾天的好受，他關心國家的情分比我深刻細緻得多。

「批黑畫」事件，我又出事了，又是在路上碰到先讓，他說：「哼!你看你!有個完沒有?」

又不是我惹的事，硬扣到我頭上有什麼辦法?

幸好事情很快過去了。

「四人幫」伏法，我和先讓能痛痛快快地交談、來往了。幾十年的鬱悶一下都倒了出來。

我們回憶起農場和「批黑畫」那段生活時簡直是痛快淋漓，一個個一件件提出來嘲笑撻伐，那幾個小丑，幾粒可憐蟲……

以後這些年我們又各干各的事去。他搞了個民間美術系之類的工作，我並不在意他那個什麼民間美術系的工作，只相信楊先讓這個人得有些事別讓他閑著。至於民間美術，一解放，多少有激情有修養的前輩們都前仆後繼地奮鬥過，結果都沒有鬧個好，楊先讓能鬧個什麼大蘋果、大鴨梨來呢?

不過我們都自信能把浪費掉的時光撈一點回來，我浪費在原罪中，他浪費在激情里，理性的覺醒之後，失落的性質是一樣的。

後來聽說先讓走了，上韓國還是去了美國，我也東奔西走，一晃就是十幾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頓下來之後，忽然接到他要到萬荷堂看我的電話，鬼才知道他打哪兒來!不定窩在北京哪兒都沒去，說是馬上就到，開了大門一路嚷到客廳，精神和氣派，像是剛從延安井岡山觀光回來一樣。原來這十幾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頭。

我記得「文革」時美院兩派互斗時，有人找來一張又大又老的八字須的老頭照片，硬說是先讓僑居韓國的爹，氣得先讓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韓國有家庭關係一定不偽。倒是佩服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養道行。也可能組織早就曉得，我至今才曉得，算不了鳥事!

給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動的報章雜誌，多少年來他既畫畫又寫文章，開了不少畫展，靠畫吃飯，瞧陣勢想必能行!

接著送了一大疊書冊給我，名叫：《黃河十四走》。

一翻開，這內容把我震傻了!

楊先讓呀楊先讓，你可真邪了!那麼大的志氣、雄心!那麼堅忍的毅力!那麼精密的印刷!那麼豐碩的成績!

所謂成績是什麼?是對千秋萬載後人有深遠益處影響的東西。

《黃河十四走》點明了研究民間藝術的一個方向、一個方法。是一個鐵打的、無限遠大的可能性。

不是你楊先讓自己說，是我說，他把近百年來張光宇、張正宇、張仃、郁風、廖冰兄這些前輩老大哥為中國民間美術實踐、奮鬥、呼號，由於力薄勢單成不了氣候的凄楚處境，變成無限廣闊的燦爛局面。你真正像一句人們常掛在口頭的套話：「開闢了一條寬闊的道路!」在你頭頂上是一個榮耀的光環。

文化的發明，往往原始於一朵智慧的火花。而火花畢竟只是火花，你看準它，捕捉住它，給予它現實的設想，一次、兩次、一百次、一千次的試驗……所以，任何時期任何文化成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都只是一個過渡，從前人到後人的過渡。居里夫人、愛因斯坦是這樣，貝多芬、馬勒、巴托克是這樣，畢加索、米羅是這樣。——甚至是後人的踏板!

《黃河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思成、林徽因為了傳統建築的那一走，羅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當一條新的脈絡，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無可估量。

湮沒的文化有待發掘，沉睡的文化有待喚醒。民間美術至今給莫名其妙的蒙昧力量毀蝕得差不多了，有的先生覺得它落後需要改造，有的先生任其柴燒牆毀，如此如彼，真正有切膚之痛的賢達人士又力不可及，現代科學文化衝擊使創製者本身也漸失信心，所以保護、推廣、拓展的工作還很艱難。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

這是小時候讀彭端叔《為學》篇記下來的，可能有錯漏，書於卷末，代表向去了南海的窮和尚楊先讓的祝賀。我當然不是那個富和尚，我是個沒有楊和尚那麼氣宇恢宏的快樂的窮和尚罷了。

2002年11月2日

於北京徐辛庄萬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