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杭州雜誌》編輯問

(1)過去的一年對你而言，應該說是比較豐收了。不僅連續推出了三部長篇小說：《鼻子挺挺》、《練習生活練習愛》和《愛上朋友的女友》，而且還從王蒙手裡拿到了「春天文學獎」。不過，你似乎說過，在今年會多寫一點中短篇，感覺還是短小說更有成就感。剛剛讀過由中國小說學會主編同時也出版不久的《2002中國短篇小說年選》，序中指出由於在本質上是對文本的一種有效控制，短篇小說必須要讓它的每一個敘事片斷負載起最大的審美信息，另外，短篇小說對語言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這些就使得短篇小說創作對作家最具挑戰性。不知道你的成就感是否來源於這種挑戰性？

答：去年出了三部長篇，其實都是前一年寫成的，也就是說前年的成果，在去年收穫了。去年因為種種原因，寫得不是很多，一直在寫的一部長篇，總也續續斷斷；倒是今年寫了幾個短篇，《人民文學》、《山花》都在陸續刊出。

在小說的長、中、短三種體式里，我最喜歡寫的還是短篇。我喜歡短篇的節奏，它要在有限的篇幅和節制的語言里，表達有意思的感覺和有情趣的意緒，這對我很有吸引力。如果說這是一種挑戰的話，我喜歡這種挑戰。

(2)女作者居多，而且相比較男作者，質量也居上——這似乎成了70後作家群的一個特點。去年的春天文學獎，得獎的你是女性，獲提名的陸離(70年代作家)、龍女也是女性。而在今年南方某報業搞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中，2002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的獲得者盛可以(70年代作家)也無外乎是一個MM。很多文藝批評家因此將21世紀命名為她世紀，雖然有炒作之嫌，但也言之不虛。你如何評價在本世紀剛開始時70年代女性寫作這一顯得比較「瘋狂」的現象？作為70後生人，你又是怎樣看待同時代男作家在寫作陣地上的「失守」？

答：女作家在年輕一代里越來越多，確實是一個事實。我想這可能跟寫作這種個體性的勞作更適合於鍾情於文學的女性有關。對女性寫作如何評價，不是我該做和能做的事情。我只是覺得女性寫作好象說不上有「瘋狂」的跡象，男性作家也沒有因此而「失守」。今年的第二屆「春天獎」的獲得者李修文，就是七十年代中很不錯的男性作家，還有一些人我們可能並不了解，還有一些人可能正在湧現中。

(3)對70后寫作我們應該持有讚賞的姿態，然而我們似乎也應該注意到，像你，以及寫作ing的陸離、金仁順、魏微、朱文穎依舊處在大眾視線之外，多是為評論界和圈內人士所熟知。而被媒體炒作出來的衛慧、棉棉等人目前更是失去了自己的聲音。你還說過，自己本身的風格也沒怎麼成形——給人一種「仍在發育」的感覺。剛做過一個80后的專題，這群小鬼們雄心勃勃地想掃滅70年代作家給他們留下的「陰影」。在60年代作家中，像王安憶、鐵凝這樣實力派作家也是老而彌堅。在這樣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情況下，70後作家群如何能突圍而出？在你眼裡，他們是否具有了對抗或者領跑的實力？

答：我認為作家應該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我正在向這樣的一個方向在努力。目前只能說越寫感覺越不錯，知道怎麼寫才好。一個作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文壇也就有了自己的位置。就不同代別的作家來說，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優長，誰也代替不了誰。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十年代人代替不了五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代替不了六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也代替不了七十年代人。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正在做的這件事儘可能地做好，在寫作的演練中不斷地取長補短，形成並強化自己的特點。我不想「對抗」誰，也不想「領跑」。其實，我一向贊成各寫的各的，爭地盤或者爭地位其實挺沒勁的。

(4)現在具體地來說你的小說。在男人的印象里，女人是很感性的。但你卻似乎很理性，理性得不像女人。評論家李敬澤就說，你很殘酷，但不是惡毒的殘酷，而是冷靜、精確。而你在一次訪談中似乎也提到，對你來說，寫詩像喝酒，人會處於一種很有激情的狀態，寫小說就像抽煙，整個狀態是冷靜的，理智的。另外，雖然你是個女人，但你在作品中給主人公安插的多是些男人的角色。不過在70後作家寫作中，一些女性作家卻喜歡張揚自己性別的優勢，作品中大多帶有半自傳體的影子，以迎合讀者對女性的「窺視」。但你為什麼會選擇在創作時使自己像70后女性(作家)中的一個「異類」呢？而「我」在作品中被取消，讓人看不到你個人的影子，是不是造成了你沒有衛慧等人大紅大紫的一個根本原因？

答：我的小說里會有一些我生活的心得和經驗性的東西在裡面，但也就僅此而已。因為對我來說，寫作是寫作，生活是生活，它們不應該混為一談。把這兩者分開有利於我更好地寫作，同時也有一個好的心態去生活。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經驗。

說到「大紅大紫」，一直以來，我都認為每部作品都是有它自己的命運的，它的命運可能和作者的性格、為人處世有關。反正是這樣，該你紅的時候，你不想紅都不行，不該你紅的時候，你再上竄下跳也沒用，所以乾脆想也別去想，不期待也就不失望。

(5)不過用「殘酷」的本意來修飾你，我想也差不多能行得通。就像在你的筆下，很多男人都成了倒霉蛋。如《練習生活練習愛》里的男模特馬力，一心只愛自己的妹妹，結果妹妹因他出車禍而高位截癱，最後他帶著妹妹四處流浪；而在《鼻子挺挺》中，上一代人沉重的浪漫愛情，在下一代人那裡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似乎就是你「眼中」的生活。而生活在眾多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看來，卻是瑣屑的是肉慾的是不崇高的甚至有時還是晦澀的，那麼用一個詞來形容你「眼中」的生活——是殘酷嗎？

答：生活在不同人的眼裡，會有不同的景象。在我看來，它經常是嚴酷的，甚至是殘酷的。很多時候，你以為你在把握著生活，其實生活一直在掌控著你，面對我們無從把握的生活，我們只能不斷地「練習」生活，修鍊自己。

(6)你現居河南是嗎？不過，你應該算得上是蘇州人——在蘇州你待了差不多21年。不知你的「殘酷」(一笑)是不是蘇州的陰翳給你打下的烙印。然而，一個城市給人的卻不盡相同。蘇州賦予你的或許是「殘酷」，而給另一位蘇州作家朱文穎的卻是「殺氣」——一種不張揚、不顯山露水的對抗。當然，給同樣是蘇州作家的荊歌卻是以「瑣碎」、「水性」。你又是如何看待同在文壇上的這兩位蘇州老鄉？另外，是不是由於都市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使得六七十年代作家將筆頭從鄉村轉移城市，而面向城市寫作的？你如何評價「都市」在六七十年代作家創作所佔的分量？

答：我在蘇州生活了二十一年，在那兒度過了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通常是這樣，當你生活在其中時，可能會忽略你所生活的這個地方。我對蘇州的感覺是我離開蘇州后在北方城市生活了很久后才變得真切生動起來的。蘇州整體的風格是陰柔的，細膩的，也是大多數在蘇州生活過的作家寫作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荊歌和朱文穎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在創作上比較勤奮，也各有特點，因而都還會有大的發展。

我覺得寫作上沒有簡單的從哪兒向哪兒「轉移」的事，我寫都市，是由各種條件所決定的，目前也只適合寫都市。六十、七十年代作家寫「都市」，也大都因為他們是天然的「都市」人。也許從他們開始，中國一向比較薄弱的「都市文學」，會真正地發展起來。

(7)你曾經或者現在是一個自由寫作者。不知道你做這種自由寫作者，有沒有像王小波剛做自由人時那種「就是太好了」的感覺？而在你的筆下，也出現了不少自由者的形象。像《練習生活練習愛》里的主要人物，從范典典、小芸到馬力、柳自全，都多屬自由職業者。但是他們卻在尋求自由、追求自我的道路上，個個步履維艱、身心疲憊。而在《鼻子挺挺》中，「雖然作品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自由的，但他們又是不自由的，當每個人都擁有了獨立個性的時候，相互間的兼容就成為一個問題。不僅愛情需要妥協，就是離婚也需要妥協。」——這便是你對「自由」或者說是「個性」的真正認識嗎？是不是因為你的自由人身份，讓你如此偏愛刻畫自由者的形象？

答：我生性散漫，又恰好還能寫點東西，所以選擇自由寫作也就選擇了一種最適合我的生存方式。我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自由寫作者的身影，那是因為我寫他們心裡有底。我認為這種自由人在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多，他們別樣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人生現象，而且不為更多的人所關注。寫好他們，也是觀察和表現生活的視角一種。

(8)回到前面提到的問題上。我說過，很多70後作家的作品都帶有自傳體的痕迹。我想，這多多少少和自己的閱歷和對生活的直接體驗不夠有關，從而造成自己的視野不太開闊。而你也似乎喜歡「想象」——你說，「小說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虛構的。」生存經驗的缺乏是你喜歡虛構的一個原因嗎？不過，一些六七十年代作家如韓東、雷立剛想用寫作來實現「生活中存在的多種可能性」，你不寫視野的生活和自己，是想通過虛構，讓自己活在另一個世界里——從而給自己帶來一生卻活了好幾輩子的絕妙感受嗎？

答：我始終把寫作當成一項創造性的勞動在勞動著，那也是我愛寫男性的原因之一。因為異性的世界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更大的空間和可能性，這也讓寫作變成一件有意思的事。你成天在干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戴來，你好。

需要你再配合一下，給我補充點東西。呵呵。耽誤你老人家時間，有空來杭州請你泡吧。儘早給我哦。王千馬

(1)你說過眼下正在寫一本《甲乙丙丁》的長篇，那是個有點意思的東西——那麼，你能說說這「有點意思」中的「意思」在哪裡？和以前你所寫的三部長篇比，它有什麼風格和其它的不同嗎？

簡單地說，它是從四個人的四個角度來敘說同一個故事，這四個人互相是有關聯的，他們每一個人說的有可能都是真的，但肯定是片面的，因為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生活和與那三個人有關的那點瓜葛。於是，一個事件在多個人的敘述中變得豐富立體起來，同時也更撲朔迷離。

我不知道別人是否這樣寫過。應該有吧。但這種形式對我來說是新的。我喜歡嘗試新的、對我已有的寫作經驗有一定挑戰性的寫作，那會讓我覺得意思，也多少讓我的寫作變得有點意義。我想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寫那種寫起來也許很順手但已全無新意的東西，其實是最沒意思的一件事，

(2)李修文是70年代的男作家，而且最近被炒得也挺紅。不過老實說，他那本《捆綁上天堂》像極了狗屎。很惡俗的故事，很噁心的情節——完全就是暢銷書的寫作套路。你覺得他能代表70年代男作家的水平嗎？你如何看待像他這些70年代作家「商業化寫作」的？他得「春天文學獎」能作為他實力的證明嗎？

李修文的《捆綁上天堂》我沒讀過，不能就此說什麼。但在我聽到一些批評的聲音的同時，我也聽到過不少好評。在前些年，我曾讀過李修文的一些短的東西，感覺不錯的。

其實每個作家在某個時期會有他自己的寫作方向和路數。作為一個寫作者，至少我是尊重每一種寫作的。

(3)你說過，「目前只能說越寫感覺越不錯，知道怎麼寫才好。」既然知道，呵呵，那麼你能透露一下，那你現在又是「怎麼寫」的呢？

要讓我具體說，還真是不好說。因為說到底，小說是不可說的。如果願意的話，還是看我的小說吧。六期《人民文學》上，我有兩個短篇，《茄子》和《閃了一下腰》，都是我近期寫的。

(4)我在提問中說，「而生活在眾多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看來，卻是瑣屑的是肉慾的是不崇高的甚至有時還是晦澀的」，你不覺得我問中有謬誤嗎？你是否贊同我的觀點。

(5)「荊歌和朱文穎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在創作上比較勤奮，也各有特點，因而都還會有大的發展。」能具體「以朋友的身份」評析一下「各有特點」是各有什麼特點嗎？

荊歌在小說中，把遊戲、荒誕、幽默和憂傷融和在一起，那麼自然而然，這是一種能力，也是他最大的特點。而朱文穎的小說中有一股陰柔之氣，它有著一種奇怪的力量，或者說殺傷力。

(6)你說，選擇自由寫作也就選擇了一種最適合你的生存方式。而朱文穎也跟我說，「在現實生活里，作家其實都是些弱者。他們與世界對抗的方式是間接的，所以與其說寫作是『實現理想的手段』，還不如講，寫作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應該、也只能生活在寫作里。這是由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看世界的獨特方式所決定的。如果硬是把他們拋到現實生活里去，他們很有可能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瘋子、弱智者，至少，也是格格不入的一類人群。」——你是否覺得和她英雄所見略同？你喜歡「虛構」，但如果「把你拋到現實生活里去」，你會不會也不習慣？

我基本同意朱文穎的說法。就我個人的經驗，我是努力把寫作和生活分開的，起碼在形式上是這樣。

(7)對了，能具體評價一下和你同時代的陸離、魏微、金仁順、趙波嗎？你覺得你和她們一起能構建「她世紀」寫作的脊樑嗎？

你說的這四個人中，我讀過魏微和金仁順的東西，她們都是很好的作家，這不是套話。我所說的好作家，就是那種你會對他未來的寫作有所期待的作家。

至於后一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是由評論家來回答更合適。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