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來自何方？

《左傳·崔杼弒齊莊公》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為了如實記錄歷史，史官們前赴後繼殞身不恤，連最高統治者也望而生畏，那是何等地悲壯，何等地執著！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新聞記者就是歷史的記錄者，是廣義上的史官。王禹稱有詩云：「謇諤無一言，豈得為直士？褒貶無一詞，豈得為良史？」而誰最怕「直士」、「良史」？輿論監督的真正危險又何在？盧躍剛先後10多次被推上被告席，身陷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罷不能：「我沒有許多報告文學同行那麼好的運氣，可以踏踏實實地打死老虎，然後從頭到腳從裡到外從容不迫安安全全地解剖一番。我碰到的大多是活老虎，大多是景陽岡上死纏爛打的局面。」他用3年時間為婁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劃上句號后，隨之介入重慶任亞非事件，這一戰又是4年！重慶風波尚未了結，他又登上了「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咸陽故道，為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討公道，真是寧可「戰死而止」。「然而，我也是『套中人』，與我的所有當事人那樣，無時不生活在藩籬與枷鎖之中。我這支筆的活動空間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天馬行空。而且，對手個個不是等閑之輩，等閑之輩干不出種種違反常理違反常規違反人性的事兒來。更多的時候，對手是一個軍團，一個千絲萬縷的強大體系。」趙世龍被戒毒所長控以誹謗罪，如果罪名成立將直接面臨坐牢的危險！這是顯性的危險，還有潛在的威脅。從「身份」的角度來說，他只是一名打工記者，沒有編製、戶口，甚至沒有新聞出版署頒發的記者證。「我把我個人的能量用到了極限，但是我的工作沒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個人去撞。」在北京流亡時，他對我說，報社有部門領導指責他不該擅自接受《新聞調查》採訪，他已經不想在報社幹了。他去了央視《社會記錄》，但可想而知，仍是「打工」。或許，「在編」永遠與他無緣。「編外」、「打工」，不僅是他，也將是大量記者一生的生存狀態。盧躍剛、趙世龍體會過的悲涼是很多調查記者體驗過或正在體驗的。我曾對《新聞調查》製片人張潔說：「當我揭露一個大要案時，我所面對的除了被監督對象最直接的威脅外，還要面對可怕的『無物之陣』：打擊不力甚至相互勾結的司法機關、認為被報道『抹了黑、添了亂』的政府機關、認定媒體『有炒作嫌疑』並且『影響社會穩定』的宣傳機關、受到各種壓力而將責任全盤推給記者的報社……『黑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白勾結！明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槍箭齊發！』」「從胎死腹中的北京時報，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殺的京報，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報，我們一出生就歷盡滄桑，我們一出生就風華正茂。」身兼《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兩報總編輯的程益中深有體會：「正像電影《終結者3》片頭第一句台詞所說的那樣：『我還沒出生，就有人要殺死我。』……他們還會出盡法寶，使用慣常手段，假政治正確之名，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向新生的新京報發射明槍暗箭。不要緊，不要怕，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我們站在時間的前面，明槍暗箭瞄準的只能是我們的背影！對付髒水的最好辦法就是離髒水遠一點，抽身離去，拔足狂奔——向前！」只是，前方就真的沒有「無物之陣」了嗎？我們真可以越過此在的束縛，遠離「套中人」狀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