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義論的敘事倫理

呵護現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個體生命的敘事本身，成為了一種生活倫理，自由主義小說家負擔著過去牧師的負擔。這負擔輕嗎？一點不輕！現代**件並非等於道德這回事沒有了。善惡分明的道德法則消逝了，善惡相對、模糊的道德還是有的。只要人在這世界中扎堆，就不免磨擦出善惡、不免有道德的事要發生。昆德拉希望「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表明他在崇拜卡夫卡的自由主義小說精神的同時，又想成為小說理論中的黑格爾——「精神的最高綜合」是典型黑格爾的大全式哲學的述詞。幸好昆德拉沒有希望小說成為「歷史的最高綜合」，不然就讓人難免疑心他想當小說界的馬克思了。希望「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使昆德拉的小說敘事顯得像哲學，喜歡說教。不過，既然昆德拉的小說倫理是自由主義的，對於昆德拉來說，小說的喃喃敘事負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現代使命，他所謂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就當是自由主義精神的最高綜合，是反形而上學的、實驗性的生活信念。什麼是一個信念？它是一種確定、固定不變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則是一個被限制的人；實驗性的思想不想去說服而是啟發，啟發另一種思想，將思想開動起來。所以一個小說家應當有系統地將他的思想非系統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圍築起的街壘踢上幾腳。（《遺囑》,174頁）要達到這種「最高綜合」，首先得克服傳統的宗法式道德信念。在《小說的藝術》和《被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講了許多小說家講的故事，編織了復敘事的緯語，還大講小說家前輩們的私事，無非想說明，小說家絕不僅僅講故事，也身體力行一種自由的信念倫理。昆德拉回顧克服傳統的宗法式道德信念的歷史過程，同時就在描述自由主義小說倫理的形成過程：在中古時代最後的四百年，宗法式的價值觀墜落了，小說從這一過程中誕生，開始探察個人面對道德相對和模糊處境的可能性。自由主義倫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傳統的宗法式道德墜落的結果。不過，自由主義倫理並不是唯一的結果，而是幾種結果之一——另外還有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自由主義倫理與這另外兩種現代性倫理的差異在哪裡？政治文化理論家羅蒂（RichardRorty）對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從他的小說中得到過不少啟發。據羅蒂說：尋找基礎與企圖重新描述之間的不同，恰好標示著自由主義文化與舊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異。因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義文化是一個徹頭徹尾啟蒙開明的、世俗的文化：這個文化絲毫不殘留神的遺迹——不論其是以神化的世界還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這個文化不相信人類應該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負責；這個文化丟棄或徹底重新詮釋神性的概念，以及「奉獻給真理」和「滿足精神最深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過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們有能力不再認為下面這個觀念有用：有限的、會死的、偶然存在的人類，無法從其他同樣有限的、會死的、偶然存在的人類得出他們生命的意義。在這理想的自由主義文化中，「相對主義」的警告，質問社會制度是否在現代已經日益「合乎理性」，或懷疑自由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不是「客觀的道德價值」，統統會令人覺得莫名其妙。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與自由主義倫理相對照，顯得是現代生活世界中的舊文化形式，因為它們仍然在尋找人類生活中確定、共同的價值「基礎」。儘管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對這「基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卻是一樣的：都是一種神義論的倫理。神義論倫理就是過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裡，神的現實性規定了人的可能性。現代的生活世界是一個陷阱，「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麼？」（《藝術》，38頁）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構造出歷史理性的新神來重新規定人的可能性；保守主義倫理學則竭力施展招魂術，要把過去的神重新喚回到現代社會中來，讓人不要掉進現代社會的陷阱。在自由主義倫理學看來，通過重新描述（講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性得以出現的場所。自由主義小說從事的就是這種重新描述的事業，它使小說不再具有所謂的「文學性質」，而是承負人生的意義證明的重負，「建議人們如何修改道德示範和顧問的準則」（羅蒂）。人生的意義問題由小說家、而不是由神學家或者形而上學家來回答，表明人生的意義證明由神義論變成了人義論。昆德拉所謂小說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就是這種人義論的人生意義證明。對昆德拉來說，小說既不是供人茶餘飯後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會革命的動員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尋求在不確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條件。前現代的宗教－道德價值觀的墜落與小說價值觀的興起，是神義論與人義論的嬗替。人義論的出現的確與小說大有關係，昆德拉對此不乏敏感。但昆德拉在炫耀自己的博學時，忘記提到通過小說敘事使人義論出場的一位關鍵人物——鼎鼎大名的盧梭。盧梭是人義論的理論大師，也是一位小說家，他的自傳體敘事名義上是《懺悔錄》，卻並不像奧古斯丁或托爾斯泰那樣在心中的上帝面前悔過，而是在傳統的上帝面前炫耀自己的自我及其與生俱來的善和惡。「奧古斯丁讓他的社會公民為懺悔自己的過失與善行做見證，在盧梭的《懺悔錄》中，社會公民上升到最高判決人的位置上去了，萬能的上帝和造物主淪為人類法庭中的見證人；因為有了盧梭的總賬簿，原來保存在上帝寶座邊上的人類總賬簿便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愛彌爾》講的人類自我教育的故事，就是人成為有欠缺的上帝的過程。這一自我教育的過程也就是羅蒂所謂的「重新描述」天上和人間的個人經歷，在這種情感教育的經歷中，人不僅學會了獨自為天堂極樂的喪失承擔責任，而且在生存上讓自己文學化（小說化）了。盧梭的小說已經通過對自己的敘事完成了一種人義論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回答了「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麼？」的問題。雖然盧梭是政治自由主義還是**主義的人義論思想家，世人論爭了一百多年，還沒有搞清楚，但盧梭在其兩部影響深遠的小說中是個自由主義者，幾乎沒有什麼可爭議的。昆德拉提到的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布洛赫對「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麼？」的回答，恰恰不是人義論的。昆德拉的小說倫理學的源祖其實並不是他在《遺囑》中提到的那些人，而是這位他提也不提的盧梭。這牽涉到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自由主義倫理必然是人義論的嗎？自由主義倫理實際上有人義論的和神義論的兩種形式。自由主義倫理學包含自己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它們圍繞沒有統一性和命定的生存可能性——生命在體的偶在性，其認識論的使命是，搞清楚什麼是不確定的、絕然個體性的生存可能（偶在）性。在這一在體論和認識論的基礎上，自由主義倫理學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我這裡指的還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家的思想分歧，而是小說家的分歧。昆德拉所謂的小說「精神的最高綜合」，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的小說精神中是找不到的，這兩位昆德拉推崇的小說大師，都不是人義論的，而是神義論的自由主義小說家；在他們那裡，個人的賬簿仍然保存在上帝的寶座邊。神義論的自由倫理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以及卡爾維諾）的小說倫理學有意無意想要對下一個千年隱瞞的大問題。不過，既然昆德拉避開了神義論的自由主義倫理，我也不必非要同他糾纏，我會同比如卡夫卡專門討論這一問題。在這裡，我只想搞清楚，昆德拉的人義論自由主義倫理學究竟主張些什麼，以及這種倫理學是否可以給人提供足夠的呼吸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