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落實政策(3)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不僅要做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同志和中央、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同志的思想工作，還要做「兩案」辦公室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在緊張工作的1979至1981年的一段時期里，我們幾乎每周都要開幾次會，白天上、下午開會，晚上還經常加班加點地開會，一個人一個人地討論，一件事一件事地掂量。那些七八十歲高齡的老人，常常一天是三段工作時間。在會上，一般是主要領導同志建議要從寬，其他同志要求從嚴。老的同志要把建議起訴判刑的人數往下壓，中年的同志則主張，減下的人已經少得不能再少了。發言都有根有據，每個人都舉出事實，各抒己見。討論中，大家都從事實、材料出發，誰也不以勢壓人，不給別人扣帽子。但研究是認真的，討論是熱烈的，爭論是激烈的。許多情況下，中年的同志列舉一個對象的嚴重錯誤和罪行，就說他還存在盲目執行的方面。雙方有時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有的中年同志為了儘可能地多判幾個，重判幾個，有時慷慨激昂，很動感情。他們說：「老人家，您知道您是怎麼被他們誣陷投入監獄的嗎？」「老人家，我可掌握這傢伙的全部材料，他常常對被害的老同志向他的打手們布置，要開導開導他。這個開導，就是武鬥的意思。」被提問的老人卻豪邁地哈哈大笑幾聲，然後堅決說服大家研究問題、處理問題要從中央的政策出發，不要從個人的感情出發。他們說：「我們是**員嘛！」有時為了討論如何處理一個被審查對象，討論被審查對象的一個問題，竟有爭論幾個小時、兩三場會議的。我自己雖然贊同中央處理「兩案」一些人員的方針政策，其實在有的具體問題上，我還是屬於少壯派。例如有一位體育冠軍，人們都知道他是周恩來同志一手扶持起來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卻與**打得火熱。在社會上，人們非常恨他。中國人民對這種忘恩負義之人，是極端鄙視的。我對他也有這種情緒。可是王鶴壽、黃火青同志卻認為，他幾度當冠軍，對國家榮譽還是做出過貢獻的，要建議免予起訴，不要判刑。我們不同意，就跟老人們吵，老人們則力圖說服我們。為此在會上常常爭執不休。我是中央紀委派到二辦的幹部，黃火青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對我比較客氣。我們雖然爭了，但他說不服我，就笑一笑。王鶴壽同志可不同，他同我爭了幾次，就有點急了。有一次，他有點生氣，就說：「不管怎麼樣，他是當過幾次世界冠軍的，這就是貢獻。」我隨口說：「他第二次當冠軍，是別人讓給他的，這個讓給他的同志才是高風亮節。」這一下把鶴壽同志弄火了，他說：「那你去替我拿兩個冠軍回來看看！」搞得我與他最後有點不歡而散的味道了。後來，我當然還是聽了他的。處理結果也證明效果是好的。我講這個事情的意思在於：第一，**關於審查幹部，不要看一時一事，而要看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是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可惜，在老人家生前，從反右派開始的歷次運動中，並沒有完全執行這一方針，所以造成了擴大化，甚至完全錯了的情況。在老人家身後，在審查**、**反革命集團案件中，我們卻執行了這一方針，教育挽救了絕大多數可以挽救的同志，把敵人孤立、縮小到了最小的範圍給予打擊。第二，在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的工作中，的確是發揚民主的。誰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暢所欲言，可以進行討論，進行爭論，對事不對人，不傷和氣，不影響同志之間的感情。大家都對事不對人，不管發表的意見最終判定是錯是對，真正做到了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誰講了自己的意見，對則取之，錯則棄之。亦對亦錯，則取其對者，棄其錯者。大家沒有傷人之心，也沒有被傷之虞，說錯者也頂多是受了某種思潮的影響，說過了也就算了。這才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麼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記得對於**、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些人，是否應建議司法機關判幾個死刑、立即執行的問題，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進行過討論。從我們掌握他們的罪證材料來看，一些人的確是罪大惡極，罄竹難書的，我們判其死刑也不過分。但王鶴壽主張，要按照「一個不殺」的方針來處理。王鶴壽等老同志都是「四人幫」的直接受害者，但他們為了堅持中央的方針，卻毫無個人情緒。這就比較能說服大家。但說服工作也相當艱苦，得相當具有耐心。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主持工作的負責同志，對於審查中詢問被隔離審查對象的工作，過問是很細的。王鶴壽同志不僅在我們對被審查對象的每一輪詢問以後都要看筆錄。他還要把絕大多數的筆錄送給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審閱和提意見，請中央領導作出指示。中央領導人也很關注審案工作，他們要聽審案工作彙報。他們特別對我們如何執行中央政策，十分關注。有一次我們在城外工作，領導同志看見管理部門的一個簡報，反映在午夜十二時后還在談話，立刻電召負責審理談話工作的我，馬上專車進城，進行彙報。他擔心我們對**集團的那些人也採取了他們整我們幹部的辦法，白日黑夜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