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文學能給鄉土什麼(1)

還有什麼比鄉土更孤獨葛紅兵：《彌天》讓我非常震驚，個人經驗和理性批判結合得那麼好。你的鄉土經驗似乎變得更加鮮靈，更加激越了。我覺得這部小說有精神自敘傳的色彩，主人公溫三和這個人物身上是不是有你的影子呢？溫三和是（19）56年生的，你好像也是56年生的，是不是巧合？劉醒龍：任何心靈真實，一旦啟開，都會讓人震驚。更何況還有這壺經年累月，越釀越醇的鄉土老酒如影相隨。溫三和高中畢業後去水庫工地的過程正是我的經歷，時間、年齡、場景都一樣。1973年的冬天，17歲的我就在鄂皖交界的一個水庫工地上，後期是兩萬多民工中惟一的技術員。像小說中的那一段一樣，我在工地上同指揮長吵架，氣得大哭，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老水利會允許人們把沙土往核心牆裡倒。這座水庫現在還在，當時是全省非常有名的學大寨工程。小說里水庫的設計，也是按照當時的真實情況描寫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有這樣的感覺，寫作者對鄉土的理解及情感，一定要到離開鄉土十五到二十年後，才能漸入佳境，到達**。葛紅兵：《彌天——序》中你說這是一本「對過去的痕迹產生莫大興趣」，試圖重新親近「鄉土」、「拷問靈魂」的小說，眾所周知，「鄉土」在你的小說中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你的《村支書》、《鳳凰琴》、《分享艱難》等等出世以後，有論者甚至認為你是一個鄉土作家；但是，以往你的鄉土小說中人性讚美的成份較多，這次似乎不一樣，這次「拷問靈魂」這個概念在你完全是新的，這個概念在《彌天》中佔據了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劉醒龍：你是說重新親近鄉土嗎？難道我的理性與情感曾經遠離過鄉土嗎？我記得有人似乎如此說過。這不是事實。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只要一提到鄉土，我就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甚至有一種自己是鄉土的掠奪者，這輩子也許無以為報的念頭。一個人，一個只能寫作的人，能還給鄉土什麼哩！就算能把自己撕碎撒入鄉土，對鄉土又有何用？這種感覺從寫作《分享艱難》就有了，也許我的鄉土在別人看來是泛鄉土，但沒辦法，我的鄉土就是這樣。身為鄉鎮幹部子弟，在鄉村時是孤獨的，進城后也是孤獨的，在以類型劃分的社會，我這輩子註定要孤獨到底。好在有文學在，這樣的孤獨總在賜與我一種令人驚訝的視角。還有鄉土，鄉土一直在鄉土裡。鄉土彷彿從來就不知道她一直在我心裡。所以鄉土也從來不在乎她是不是在誰的心裡。這個世界里，還有什麼比鄉土更孤獨！比孤獨更感痛苦的是鄉土，是那隻差一步就能到達安寧的寂寞，是這寂寞里對我和所有人的寬大之懷。我一直在試圖獲得某種回應，對於鄉土，一個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為什麼謳歌反而顯得蒼白，為什麼詛咒無法掩蓋她的美麗？從來鄉土只屬於遠離鄉土之人，她是人類所有揮之不去的傳統中的一種。換言之，真正的鄉土只會存在於靈魂之中。再換言之，一個民族的靈魂，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都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鄉土。畢竟鄉土是我們的文化母本。我不敢說拷問鄉土——那是杵逆不孝！是淫母弒父！我只能面對鄉土拷問靈魂。我崇尚用靈魂和血肉來寫作，我不具備用思想和智慧進行寫作的天分，所以我只能選擇前者。寫作者的靈魂與被寫作者的靈魂，一直是我努力觸摸的方向。在《鳳凰琴》等作品中，面對在人性與靈魂中苦尋生存價值的弱勢群體，我所用的方式是撫慰。到了《分享艱難》里，情況變得複雜起來，人的弱勢無可奈何地讓位於環境的弱勢，在靈魂的天平上，我不得不選擇包容。而《彌天》是一段若遠若近的文革心靈史，除了拷問，我想不會再有別的更合適的方法。在《彌天》，拷問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如果還能達到其它目的，我必須得感謝批評家和讀者的再創作。葛紅兵：這部小說中我看到了非常「惡」的個體形象，如喬俊一，他整天背著槍，是個用「槍」說話，用「暴力」說話的惡王，更看到了人性「惡」的群像，如槍斃女知青現場圍觀的人群，有些細節非常殘忍，如用腳把女知青肚子里的胎兒踩出來的細節，感覺上好像你對人性的認識有了改變，是這樣嗎？你以前的小說，比如《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強調的是「生命於己是勞動，而於別人則是仁慈」。我最近也有些思考，覺得沒有超越信仰的民族，人性總是趨向於惡，文革的時候是殘酷鬥爭，市場經濟又會催生商業欺詐。劉醒龍：周介人先生曾經就善與惡的話題表述過一種很深刻的觀點，同為善，卻有一般的善與大善之分，平常的善追求完美，大善不求完美，卻有對惡的包容與改造。周先生沒有直接地說過一般的惡與大惡，我想它們是存在的。想想文革，能不是大惡嗎？平常的善與惡，只在人性的層面上發生。大善和大惡的產生，除了人性因素外，一定還帶著深深的文化根源。《彌天》所表現的就是這種大惡。不管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都會信守，生命本應是勞動和仁慈！所以哪怕在面對大惡時，我仍要求自己懷著足夠的理想！相信人！再說，不相信人，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哩！在大善里，人人都是社會的支點。在大惡里，人人都是歷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