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製造了我們對異邦的想象(2)

有一句標語從抽象的方面為我們打開了不僅是對外國而且是對世界的想象，那就是**語錄：中國人民應該為全世界作出更大更多的貢獻。那不是僅僅和蘇修、美帝或亞非拉有關，而是和全球，全世界，全人類有關。所以我現在回憶起來，那個時候關於外國的知識，除了一些電影和政府文告以外，就是無所不包而又不知道有什麼具體內容的「全人類」「全世界」這樣一些概念。這些概念實在只是中國人一廂情願搞出來的，完全是中國特色的。外國的知識到了中國就變成中國特色的了，我們所說的「全世界」是為了給我們自己帶來一種自豪感。這個「全世界」的概念裡面包含的是一種自我的確立，展開，擴張，（葛紅兵：輸出）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所以說有一個值得注意問題是，我們在訴說國外的時候是不是也在訴說我們自己。葛紅兵：我對國外的經驗可能和郜元寶比較接近，因為都是來自農村。童年時候對外國的記憶基本上是恐怖的。比如說日本。（王宏圖：對。）我們的記憶是通過《地道戰》，《地雷戰》這樣一些電影建立起來的。那裡面的日本人都是仁丹胡，給人齜牙咧嘴、殘忍凶暴的印象。除了對日本人的印象之外，再就是耳朵裡面聽到的關於蘇修、美帝這樣一些「辭彙」，這些詞不是對外國的稱謂，而是對外國的價值判斷，就如同「八國聯軍」一樣，它給我的是非人的聯想。稍大一些，接觸了教材，小學歷史教科書，都是把外國都寫成對中國虎視眈眈的侵略者的。侵略者對中國人不好，對自己人好不好呢？我還記得小學讀過一本書，裡面是一個對照，說外國人生了病沒錢治，在家裡等著死，左半邊是一個中國的老太太，有一碗大米飯放在她前面，她吃得很飽，這種對比要說的是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總的印象是外國人不是人。我整體上感覺童年時代對「外國」的記憶，對「世界」的想象就是這樣被建構起來的，一方面非常抽象，一方面又非常直觀。但這種印象，在文革以後，也就是80年代以後一下子就改變了。這種改變宏圖在上海可能會比較敏感。王宏圖：我對外國的知識有一部分是從我外祖父那裡來的，他20世紀30年代初就來到上海。他的經歷蠻特別的，（19）25年就參加了**，（19）27年「四一二」事變以後脫黨，30年代初在國民黨官辦的貿易公司工作，後來又去了銀行。我小時候經常聽他講關於租界的事，因為他在上海住了幾十年，對老上海的事情了解很多，比如他帶我出去的時候我就問他租界的邊界在哪，當時我對租界有一種神奇感。80年代的時候還沒產生上海懷舊熱，那時是上海最壓抑的時候，因為全國各地，尤其是廣東開始發展起來，而上海是改革開放的後衛軍，交通愈來愈擁擠，住房越來越緊張，城市面目越來越破舊。那時候《**》把它比作「泥足巨人」。那個時候我對外國懷有一種神往，而且我發覺這種神往不完全是物質層面的，實際上和70年代末的新的啟蒙運動有關。對外國的想象除了物質層面的東西，主要是和它許諾的民主，自由，開放的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的。80年代初上海少數電影院經常內部放映一些美國電影、西方電影，要憑票進入。（郜元寶：那時候我們都很投入的）對，那時候看這些電影有一種感覺，外國在我們看來是作為一個符號存在的，預指著更為自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性方面。這一點在中國的現實當中是無法想象的。郜元寶：從一百年的歷史來看，中國人對外國的知識可能有一種兩頭大中間小的狀況。從晚清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先後進行了各種各樣或被迫或主動的開放，實際上和國外有一種比較寬廣的接觸面。可是到了（19）49年以後一直到70年代，現在我們可以說，又是一個新的閉關時代。正是這樣一個將近30年的閉關時代，成為一段很特殊的歷史。我們三個人對外國的經驗和想象那麼不一致，那麼殘缺，主要就是這30年造成的。（葛紅兵：對。）我們的父輩，兄長輩，現在我們這個社會的人口主體，都是這30年培養起來的。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30年，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知識才發生了很大的問題。進入70年代末以後，我們又開始了新的開放。從那時到現在我們都有一個這樣的傾向，就是我們一方面在發現國門以外的西方，一方面也在發現（19）49年以前將近大半個世紀中已經被我們中國所接納的西方。一個是正在面對正在學習的西方，一個是（19）49年以前已經面對已經學習過的西方。而且，中國人這兩次與西方的遭遇所表現出來的氣度、想象力、心態以及所遵循的基本政策，也都是不太一樣的。葛紅兵：你這個經驗說的非常好。我現在回憶起來，其實我對西方的概念是從上海轉了一個圈兒再出去的，因為我初中時候是開始建立個人意識的時候，最早接觸的片子有兩個，一個是《霍元甲》，還有一個是《上海灘》。《上海灘》所描述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圖景比我現在生活的農村還要乾淨，還要富有，因為在我們那裡沒有人穿西裝，沒有人說國語，沒有人生活在有外國人的地方，因此《上海灘》給我非常深的印象，再後來是《霍元甲》《陳真》，然後就是《加里森敢死隊》，它們讓我漸漸的通過上海我去想象香港，通過香港又去想象海外的世界，我就發現我原來腦子裡建立的恐怖的圖景漸漸的在消退，而光環漸漸的來了。尤其是當我們生產隊有了第一台電視，每到晚上八、九點鐘，我們這些小孩子帶上小凳子就聚到那個人家去看電視。（郜元寶：這是我最美好的一段經歷。）那個時候，上海的高樓大廈和外灘開始影響了我，對我刺激很大，以至於很多年後，我都把上海的高樓大廈包括國際飯店這些想像成外國圖景。後來我就把外國和高樓大廈，汽車，小別墅樓房，自來水，和這種乾淨體面的生活聯繫了起來。可能宏圖他不是這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