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在歷史上的例證(2)

阿合馬乃是回紇人，他前後居官名目不同，如所謂平章政事兼制國用使，即等於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如是者前後19年。他生前總以能幹有效率著稱，也獲得皇帝信任。1282年他被一位漢人軍官謀殺，御前也為他復仇將兇手拘獲，明正典刑。可是不久阿合馬殃民的傳說接二連三地供達聖聽，忽必烈因此大怒，下旨將之剖棺割屍。盧世榮初從阿合馬入政，在1284至1285年間也有了統領財政稅收的權責。雖說他得到忽必烈的口允，在他執行國務期間被控告得豁免，可是到頭來告訐者多，盧世榮被檢舉獲死罪，在年終之前執行。桑哥初至譯員，專理宗教事宜，也繼盧世榮整理財政，於1287年至1291年掌稅收4年，其結局有如其前任三人整理財政情形除《元史?奸臣傳》提及外，尚參見《世祖本紀》，又注意《食貨志》述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及"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照宋舊例"各節。趙翼在《廿二史劄記》里則稱過失在忽必烈本人。這些事迹與一國兩制何干?以上三人之作為均列入《元史?奸臣傳》，在傳統作史者的筆下，這是歸納不孚眾望各權臣的辦法。他們執政失敗之後，總以道德喪壞之罪名見諸史籍。我們仔細反覆閱讀三人傳記，尚且發覺他們的獲罪，全由部下人事安排而起，糾葛大都出自南方。凡是熟悉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學者即可指出，此邦無從以精確之數字管理,官員數目有限，下端的小自耕農以百萬千萬計，又缺乏司法獨立之傳統，於是"寬大"與"仁厚"的宗旨，總不可少。頒行法令是一件事，按字面執行又是一事。將各地區之利害與中央的政策平衡，是藝術而非科學，人事上之妥協總不可少，如是儒家之人本主義才如日中天。所有文官由科舉出身，先在意識形態里有了一段熏陶。他們的作風一致，於是各處官職均可平行交換。他們之協調即為朝代安全之根本。蒙古人面臨此種局面，既不將之全部廢除又不遷就，模稜兩可之後在組織上及心理上均缺乏準備，總之即無從決策。阿合馬、盧世榮與桑哥都有能臣之氣派，他們處理近身直截了當之事都無差錯，一到執行權力於遠區，責任需要交替轉達的時候，才有各種參差與過失。他們和他們部下之親信是否貪贓枉法，有如攻擊者之所指摘，我們已無從考證。可是只從技術的角度看來，我們至少可以指出蒙古人既以一國兩製作財政稅收之根本，即不宜引用中央集權的文官組織主持，至於其組織結構中尚有其他矛盾，更不在話下。忽必烈之財政無出路影響到全朝廷。他的繼承人缺乏適當之收入，難能維持一個天子萬能的局面，只有濫發紙鈔。通貨膨脹之餘，全國瓦解。原來中國在11世紀已顯示了她的優點，她在經濟上及文化上的成就在北宋時即已取得世界上先進的地位。只是王安石之行新法不成，而朝廷江河日下。經過一段研究之後，我們今日可以論斷：新法失敗由於北宋君臣不能將公私掌握之服務性質事業及物資暢快交流，有如現代商業體系。王安石之設計一言以蔽之，無非使財政片面地商業化。從西方的經驗看來，若要此種舉措成功，必先具備司法獨立之條件，各個人擁有財產與否，他們的權利義務都需明白規劃，於是在法律之前舉凡遺產、破產、典當、監守自盜、蒙哄欺騙各種事端，全有應付的辦法，全無罅隙，不得虛賴。要做到這地步，先又要國際貿易大量地擴充，使交易的數額在國民經濟中占特殊之比重，迫致農村組織改組以適應新環境。倘非如此則只有官僚作主，憑己意將各數字翻來覆去地修訂，只有與事實相距愈遠，亦即仍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王安石新法失敗原因曾在我所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台北，1989)頁24至247里提及。引用《宋史》頁次載《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1988)頁70之註釋內。有了宋元兩朝慘痛的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決定全面退卻。新朝代設計不以經濟方面最前進的部門為基礎，而以落後的部門為基礎，前朝興辦之鑄銅幣、開工礦、倡水運都不能引起這位貧農天子的興趣。朱明王朝代表一個農村拼湊而成的大集團，內向而不具競爭性。在洪武皇帝立制之下航海受限制，奢侈品被禁止。他聲稱"藏富於民"，於是稅收數量低，可是他的政府除了管制之外，對民間的服務也有限。這樣一來在西歐各國突飛猛進、整備現代化之際，中國只在體積上膨脹，其組織與性格未變。我所列舉的第二個例子乃是南北戰爭前之美國。當日北部禁止蓄奴，南方則認為合法，這在國家法令及社會組織同屬一國兩制。美國在1787年修訂聯邦憲法時，所刊條文有兩項涉及奴隸。第一款第二節規定各州派往聯邦眾議員之議員，照各州人口成比例，算時將奴隸數折作五分之三自由公民數抵賬，可是奴隸無選舉權，前項條文引起日後攻擊"奴主勢力"之借口。因為影響所及，全體奴隸主確在立法機構各有聲勢駕凌一般公民之上。憲法第四款第二節則稱凡人在此州具有服務之義務者，不能因轉往他州即開釋放棄此義務。這也是說奴隸，縱脫逃，雖遠走高飛，亦當送回原主，依舊為奴。可是此段文字含糊，憲法既未責成各州有押返逃奴之義務，也未指定聯邦政府執行奴歸原主，可以訂立章程，區分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