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1)

杭州市有一個企業家叫陳立鑽，他對我這樣說：「理論家有這個理論那個理論，經濟學家有這個規律那個規律，要我說，只有一個，那就是『肚皮規律』。肚皮餓了要吃飯，哪裡能吃得飽就上哪裡去；哪裡能吃得好就上哪裡去。為什麼城裡那些捧『鐵飯碗』的工人覺悟得晚，不主動『下海』去經商？他們的肚皮沒餓，他們的碗里有飯嘛！為什麼沒有正當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買賣來，為什麼最貧窮山區的農民急著外出打工，他們肚皮餓嘛！肚皮越是餓的人就越著急，肚皮半飢半飽的人慢著急，肚皮飽著的人還不著急。這同過去舊社會裡沿海一帶的人下南洋是一個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鄉混不下去的人。」

「這明明是常理，許多理論家卻不知道，或者不敢講，而廣大的老百姓弄不靈清。要是你兩天吃不飽穿不暖了怎麼辦？你還有心思埋頭寫作嗎，你的心思都在一個吃字上，你會一門心思去找飯吃。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動物的本能。吃的第一個層次是吃飽；第二個層次就要吃好；再發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來；然後就上升到精神層面上去。你管也沒有用，卡也沒有用，生產力不是管出來的，是放出來的。你管理者硬要把農民捆在一畝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細作，農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農民放出去，讓他們自己去找飯吃，那就用不著糧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細。」

這是我聽到的農民企業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話。

%%%從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電影、電視劇中，對於從內陸到香港的偷渡客有著太多的描寫：從叢林中、從划槳的小船上，或者是從剪開的鐵絲網邊，那些偷渡者雜亂的腳印、緊張的眼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後，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後面是內地公安人員打著手電筒的追擊；前面是香港警員在海灘上的圍捕。一場偷渡夢，最後在監獄中醒來。那些偶爾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燈光昏暗的街邊，或是擁擠在郊區無人居住的破房裡，在無望中決定著下一步路怎麼走。那找不到工作的無奈與飢餓令人同情；那鋌而走險的行徑叫人生畏與厭惡；那流落風塵最終墮落的結果發人深省。當看到這樣的電影鏡頭時，我們不禁會發問，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險，結局是那樣悲慘，偷渡者為什麼還要像飛蛾撲火那樣，以身試法呢？

這裡，我們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當一邊的人有著８萬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邊的人卻只有５００塊人民幣之時，這１６０倍的經濟位差會給人們的行為帶來什麼樣的趨向呢？

答案就在我們的嘴邊：即使有上斷頭台的危險，也阻止不住人們鋌而走險！

於是，一串串「人往高處走」的腳印便組成了一串串膨脹的數字：

１９６２年，深圳逃港人數為１２１４４人；１９７８年，深圳逃港人數為１７４５６人……

從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７年，寶安縣參加外逃的人數是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平均每年５０００人次。

由於人口長年流失，寶安縣成為廣東省勞動力流失的主要縣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一直低於廣東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２８０人。

然而，一旦這裡建立了特區，情況便逐年得到了改觀。原來離鄉背井的窮鄉鎮、漁村變成了人們嚮往的地方。

從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開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長每年超過１０％。在這個初潮中，有這樣四批人進入深圳：一是來自全國各地的１００家建築公司的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二是２萬名開赴深圳深圳橫崗鎮的公司、工廠星羅棋布並就地轉業的工程兵；三是由內地調入的數百名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四是近１０萬名各種新興企業招聘的外來工。再接下來——

１９８３年，有１５萬人湧進深圳。以後每年都以超過前一年的速度遞增。到了１９８７年，在冊暫住人口達到５９．８４萬，首次超過了戶籍人口（５５．６萬人）。

１９８９年，深圳暫住人口突破１００萬；

１９９０年，深圳總人口超過２００萬；

１９９３年，深圳暫住人口超過２００萬；

１９９４年，深圳總人口突破３００萬；

１９９９年，深圳總人口突破４００萬，其中暫住人口接近３００萬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全國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深圳的情況令人大吃一驚：總人口已達到７００．８４萬人，其中戶籍人口是１２１．４８萬，暫住人口達到５７９．３６萬人。

而今天，到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深圳的戶籍人口達到二百七八十萬人，而暫住人口則超過７００萬。深圳已成為超千萬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４個人中，有３個是外來人。

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與之相鄰的東莞市。

東莞有一個小鎮，叫「寮步」，顧名思義，是在一條河的邊上搭起幾座茅寮，鋪上幾塊石階，供卸貨的人休息或轉成陸運，最初這是一個不起眼的小碼頭。就是到了今天，這個鎮的常住人口也不過６．３萬。可是，外來人口的增長卻令人吃驚：

１９９３年，外來人口為３１７４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