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參謀本部(3)

德國的參謀本部(3)

想使參謀本部軍官能夠懂得政治情況的企圖,又受到了兩個因素的阻礙而完全失敗。第一是參謀本部的傳統使得他們的興趣集中在純軍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對於國家的統治,是採取一種「門羅主義」,他把每一部門的工作都完全分開,不讓彼此之間有交換接觸的機會。這樣就顯得他一個人的地位特別的重要,可是對於整個德國而言,這就是害莫大焉。

參謀本部中年輕的一代,對於這種局勢的緊張程度,其感應力要遠比老年人強,而且自動儘可能去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法。他們這種積極的態度卻並不為他們的長輩所認同。年輕的人認為時不我與,所以不惜與老年人唱反調,他們感覺到這些傳統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們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這種頑固不化的傳統觀念,才使參謀本部與希特勒處於對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對於參謀本部的不信任,在長久時間之內,遂形成一種摩擦,對於戰爭的進行,構成極嚴重的影響。

一個理想的參謀本部軍官應該具有下列各項美德:忠於自己的信仰,機智,有節制,有犧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強烈的個人信念,並且有才能將這種信念告訴他的指揮官。假使指揮官已有定見,而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他們應忠實地執行主官的意見,一切都以合於主官的願望為原則。他應該完全了解部隊的需要,並且傾全力協助他們解決各種問題。他對於戰略戰術、技術等等問題,都應有相當的了解,在技術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細節,但是他的知識要以能夠把這種技術上的發展,和戰場上的作戰指揮,互相配合為原則。

當然,一個參謀本部軍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軍人所應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決斷、責任感、應付的天才、身體的忍耐力以及相當的勤勉。

每一個參謀本部軍官都應該照正常的規定,到部隊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這才可以使他多獲得實際的經驗,以供未來業務上的參考。關於這一方面,德國陸軍在戰前的最初幾年中,實在距離理想太遠了。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使當時參謀軍官極感缺乏,所以無法實行輪換的制度。以後在戰爭期間,這種情形就更為突出。因為許多高級人員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經驗的參謀被調往前線,而使他們的工作產生了障礙。這種惡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創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員在前後六年的戰爭期間,根本沒有上過一次前線。

也許參謀本部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員,都受過一種訓練,使他們對於事件的分析和判斷,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是依照一種固定而統一的體系。以這種反應的統一性為基礎,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決定也具有廣泛的統一性,法國稱它是「思想上的統一」。參謀總長並沒有指揮權力以來實現他的意志,卻可以希望由於這種整個參謀本部軍官團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響力貫徹到全體陸軍的每一個參謀。此種意識上的一致性,使得參謀本部的軍官團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參謀通迅頻道」(Generalstabsdienstweg),這種現象當然不見容於希特勒。

參謀本部的戰略觀念,並不應以某種固定硬性的原理為基礎,而應該配合政治局勢的變化,以及未來新興的各種任務。德國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歐,四面都是強鄰環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幾個戰場上的作戰問題。同時這種作戰也一定是以優勢的敵人為對手,所以對於這一方面也應詳加研究。舊德國參謀本部的戰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陸性質。但是由於空軍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戰的問題應該加以更多的考慮。可惜這個事實卻始終沒有獲得明確的認識。

由於可能是同時跟幾個敵人作戰,所以在戰略上必須有一個主從之分:在次要的戰場上取守勢,而在主戰場上取攻勢。所以接著又面臨一個問題——如何把這個攻勢由第一戰場移轉到第二戰場。

由於我們的資源太有限,逼得參謀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戰速決的辦法。由此就引發使用各種形式的「摩托化」的問題。由於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曾經收到速戰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敵人就為我們創造了一新名詞:「閃擊戰」。

由於地理上的限制,德國總是被迫必須採取「內線作戰」的方式,而在這種作戰中,一定要攻守相間。施里芬曾經這樣說過:「歐洲現在已經是一個家庭,假使在家庭裡面發生了任何的衝突,那麼其中任何哪一個人都很難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國在每一次的衝突中,都是甘為戎首,這並不是說他們要比其他的民族,更為好戰。這種衝突在長久時間之內,是無法避免的,德國的政治家和軍人總是常常要面臨這種難題。因為他們的資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儘可能企圖速戰速決,絕對避免長期的消耗戰,和第三國的干涉。這個問題的解決就足以顯出俾斯麥的政略和毛奇的戰略,實在是高明,而為後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戰敗之後,共和國的陸軍還是完全由舊帝國陸軍中的軍官們統率,因為事實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這些軍官們雖然並不贊成共和國政體中的一切改變,但是卻還是準備為魏瑪共和國服務。他們犧牲了許多的特權,和許多可愛的傳統,其目的只是為了愛國家,希望阻止**的威脅侵入德國。魏瑪共和國卻始終沒有能夠將這種臨時的結合,變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與軍官團之間,始終沒有建立起來一種互相信愛的真正感情。固然當時的國防部長蓋斯勒爾博士(),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也曾經努力於這個問題,可是卻一點結果也沒有。這個事實的重要性,就是使軍官團以後對於納粹黨的政府,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固然不錯,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對於軍方還是極盡優待之能事,但是他們與軍官團卻始終沒有能夠發生密切的聯繫,並且也沒有為軍官團建立一個政治上的理想目標,所以軍人和新的朝代始終是貌合神離。再加上澤克特的冷靜態度,更使軍官團對於政治完全置身事外。當時的參謀本部(只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機構)也就是抱著這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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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甲之父古德里安對二戰戰敗的反思:閃擊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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