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兒(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覺到了。她輕鬆一笑說，其實，就是去那裡玩幾天，周五回來。但是，周五能不能宣判，還得回來再說。

我硬著頭皮問：不是沒有什麼節外生枝的事情嗎？她說，沒有。

我突然又問了句不該問的話：「該不會是張建偉給聯繫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說你想到哪兒去了。我們去天津其實就是去輕鬆地玩幾天。

我問了一個多麼愚蠢的問題呀！但我仍然心裡邊犯嘀咕，於是我又問：宣判結果不會因這次改變時間而有什麼變化吧？她說：不會的。

我覺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驀地，心裡邊就沉了，悶了。

15日下午，天氣開始陰了，悶了。這種越來越濃的沉悶顯然預示著要下雨了，而且憋悶得時間越長越意味著將會有場大雨降臨。

到了下午4點多鐘，外面的天氣陰得更厲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點準時宣判。我說，你們不是要去天津嗎？怎麼……法院說，我們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還有半天時間，所以，還是決定上午宣判。

僅一天當中，就以三個電話，連續跳躍性地變了三次。這怎麼能夠讓我平靜呢？這個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翻來覆去，想了許多。兩年零九個月了，其中發生的那些應該或不應該的事情都在折磨著我。我突然有種深刻的無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鬱。出了魯院的大門口，那條窄街上本來就不清潔，此時泥水雨水混濁不堪，肆意橫流，令你無處下腳。想打的士，卻沒有一輛的士能夠停下來。所有從你面前駛過的車都會粗暴地濺起一片渾黃的水花朝你飛過來，你只有躲閃，再躲閃。

足足有半個小時，沒有打上車。雨好像比我還焦躁不堪，散彈般斜掃著人群，使得城市節奏變得一片倉促混亂。窄街上總有車輛往來，卻就是不肯停下來。眼瞅著要誤時間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這條窄街，走到朝陽路寬闊的大道上去打車。

如果出門就能趕巧打上車，還多少能夠使我得到些許寬慰。但是，越是不順利，就越使我神經兮兮地意識到判決結果可能於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計程車在風雨中駛到方庄時，那條更寬闊的大馬路卻突然塞車了。計程車司機說這條路從未塞過車！

當時，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9點15分了。9點開始宣判，已經過了一刻鐘，這心裡邊急的呀。還好，往遠處探望時，風雨飄搖中，已經隱現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那迷濛的樓房頂部了，上邊高懸的國徽也一同模糊著視線。我推開車門，闖進了風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覺都不夠好。到了法院門廳登記處時，那位守門人居然不知道我的這樁官司在哪個廳宣判。我說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說不知道宣判這一說。後來，我又說出了書記員的名字，這人才若有所思地說：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筆一揮，開了一紙通行證。

天氣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築物有著高高的台階，台階是灰色的。鋪滿雨水后，灰得更沉了。正門緊閉，得從側門繞行。側門的台階上的雨水放縱地流淌，將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陰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著這樣的濕滑台階，走進了樓內的大廳。

大廳空蕩，看不到一個人。在一個圓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後，我上到二樓，找到了第十法庭……

2一開始，就註定了這場官司的艱難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評為首屆中華鐵人文學獎一等獎，我趕到北京領獎。頒獎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來了好多名作家和相關領導。在宣布獲獎名單時，我聽到了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名字，也聽到了張建偉的名字。張建偉的獲獎作品是長篇報告文學《蟬蛻的翅膀》。我與賈平凹和張建偉等人排成一隊，前往主席台領獎。

那時候，我就聽柴達木的朋友們說過張建偉，說他寫了一本秦文貴的書，書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東西。我當時也就一聽而過，並沒重視。因為我並沒有看到他的書，因而也並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書中的內容。但是，在我們排作一隊依次前往主席台時，我敏感起來。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張建偉其人，也未曾讀過他的任何文字。只是聽說有這麼一個名人，很活躍的。我們有十多人排隊上台領獎，恍惚中，我聽到身邊觀眾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於是我的目光尋找到了他。他一邊熱情回應著觀眾席上喊他的人，一邊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邊，與我相隔四個人。

看上去，他個子不高，穿著一件棕色皮夾克，敞開著懷，神氣活現。我想，他在聽到宣讀領獎名單時，不會聽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話，我肯定會四下里瞅瞅，辨識一下哪一位是劉元舉，至少認識一下也沒有壞處吧？

我當時以為他可能會在領獎之後，找到我談一談的。而且我真心實意地說，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可能會磨不開情面日後與他對簿公堂的。文人都愛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個我們共同的朋友出面說說，我想，也不會發生後來那麼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我太書生氣了。

當我領完獎之後，再去尋找那個棕色皮夾克身影時，就怎麼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