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7)

如果我們的當權者能夠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會走的。他要走，當時的官中員們不會不知道。但是，官員們認為走一個鑒真也少不了什麼。可是，我覺得上蒼有一種冥冥的東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風平浪靜時揚帆起程的，可是，為什麼突然起大風？為什麼他明明是駛往日本方向，卻歷盡艱難險阻，竟然停靠在瓊州海灣？朝廷不留大師可風留浪留，卻仍然留不住呀！鑒真大師年過花甲，雙目失明，卻還要一無反顧地東渡。

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中國人的舉止，這與傳統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徑庭。這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講到鑒真，總是頌揚他，都快把他說成是**戰士了。我們說他說得太多，太多是因為把他當成了與日本人和好與日本處關係的媒介或紐帶了。可是，我們作為大師的後輩究竟能夠理解他多少？

我認為鑒真大師走得很殘酷。對他本人是殘酷的，對於我們的民族更是殘酷的。我說殘酷不啻是說他那慘烈悲壯的5番東渡過程，而是說他在這一過程中他的靈魂的變化。他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過程本身就是殘酷的。我說他的東渡對於民族的殘酷緣由，是因為我覺得他把我們民族的魂靈帶走了。如果從他個人的壯舉而言，我敬佩他；如果從我們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點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鑒真的家鄉揚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鑒真大師的紀念館大廳的正中。這個紀念館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築，設計者是我國建築界最有名望的前輩梁思成先生。後來，我見到了梁先生的學生——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徐教授。他也參入了那項工程的設計。我提到他一筆是要說他認為那個建築搞得並不好。

如果說那建築搞得不好，那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們國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築能夠特別讓人滿意呢？總有一種複製的感覺。而複製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鑒真和尚的塑像也是複製的，這是一位美院的學生去日本奈良複製的。據說他複製了兩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這裡。我看過鑒真和尚真的塑像，當然是從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聽說日本一年只有幾天是開放讓遊人觀瞻的，除了這幾天之外，就關閉了，關閉了就不再開了，要開得等到下一個年度那幾天。在不開這些日子裡，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據說我們國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裡都沒有看成。

我看鑒真塑像的複製品時，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癯的面頰上塌陷下去的眼窩，掛著斑駁的綠色的銅銹，更顯出歲月來了。這是雙無比智慧的眼睛，閉著，肯定比睜開深刻。塑像的人是按著鑒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滿神靈。就是看複製品也彌散出了這麼一種神韻。我執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睜開的眼睛含有多少東西，我調動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從那上面看出一種愧疚，一種把民族的魂靈帶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佇立好久沒有發現。倒是有一種相當強烈的情緒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種憂鬱。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還能強烈地感受著那麼一種不可多見的憂鬱。那種憂鬱是能夠震撼心靈的。我不知道別人看這尊坐像時，是否看出了這種深深的憂鬱。

我之所以在這裡寫了這麼多鑒真，是因為我從走近敦煌時就萌動的那麼一種情緒需要找到一種溝通。我認為大的憂鬱才能出大的智慧。作為大慈大悲的佛門人，縱然有著千般情緒，也無法替代憂鬱。我在離開莫高窟時，我說不好是我用憂鬱的眼睛把大泉河畔陡立的崖壁看得一片憂鬱，還是那崖壁上一個個黑色的洞口都向我投過來憂鬱的眼神，使我改變了凡夫俗目？

反正在我走出千佛洞時，我沒有走出憂鬱。我走出很遠了，我還在回頭望著那一片神秘而又神聖的崖畔上的一片密實的洞口，像一艘破船，在樹梢處若隱若現。

再看對面的山，那是三危山，這座山也是聖山。相傳，公元３６６年時，有個叫做樂樽的和尚走到這裡時，突然看到三危山那邊有一片無比燦爛的光線射到了鳴沙山的崖壁上，那是一片佛光，有著萬千尊形態各異的佛在崖壁上映動。就是在那一瞬間，這位和尚有了開鑿石窟修建佛洞的念頭。於是，他就在這裡開鑿了第一眼佛窟……

從那時到現在，也不過1000多年。1000多年發生過多少故事？樂樽在開鑿第一眼佛洞時，他會想到日後這裡會有這麼多佛這麼多壁畫這麼多藝術這麼偉大的創造嗎？他會想到這裡因此而遭受了多少災難嗎？他沒有把佛刻在崖壁上而是把佛安放在深深的洞窟中，大概是為了讓佛安安靜靜。可是，歷朝歷代，佛們安靜過嗎？他要是在天有靈，他會感到得意呢還是會沉入憂鬱呢？

寫到這裡我忽然察覺我的文章越寫越矯情起來，為什麼就一定要用憂鬱來硬套

敦煌呢？

敦煌有輝煌，有悲壯，有神聖也有過恥辱，可是，它有過憂鬱嗎？

那麼多人到過敦煌，那麼多人去寫敦煌，怎麼就沒有一個人認為它是憂鬱的？

我不能不開始懷疑起我的這種發現是否公允是否客觀。我試圖說服自己換一種感覺，可是，我不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