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奇特現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興起不久，中央正在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李立三是八屆中央委員，但是沒有讓他參加會議（後來得知，在應出席會議的14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26人被「決定」不讓參加會議，李立三就是這26人中之一）。

客觀地說，運動初期李立三雖然靠邊站了，還沒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在一些人看來，他畢竟只是只「死老虎」，暫時還顧不上他。那段時間，李立三每天披著個軍大衣去看大字報，或是學習和批判《海瑞罷官》、批判所謂「三家村」等，這時他還發議論說，「舊社會不能沒有清官和貪官之別」，「清官總比貪官好吧？」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后，他作為陪斗者參加了幾次批鬥會，也曾經去一位老同志家裡躲了幾天風，但他還是可以自由活動的。一次他被通知參加批鬥陶鑄的大會，他聽到那些造反派們的胡言亂語，看到對陶鑄進行無情折磨時，他憤然離開了會場。他還公然對一些造反派說：「陳毅是好同志，你們打不倒﹗」這時期，他見到一些熟人，還互相關照要經得起「考驗」；對於很要好的同志，他還偷偷地議論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有點像蘇聯的1938年肅反運動，他說他自己準備上萬人大會，但無論怎樣也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牽連別人，活下去看吧。這年的10月份，他還按照華北局機關造反派的「勒令」，向機關群眾大會再次做「系統檢查」，誠懇交代和批判自己來華北局前後的所有「嚴重錯誤」。

到了1967年「一月風暴」，「揪鬥頭號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開始后，形勢就發生了急劇變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國造反聯絡站」的兩個專案人員找到了李立三，對他說：「你工作時間很長，據說**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你都與他在一起工作過。請你談談**的情況。**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現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歷史問題也要清算。」

兩人態度和氣，意思是：好好揭發**的「罪行」，對你會「將功補過」。

李立三同這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作為他秘書的我有幸成為這次談話的記錄者，而這份紀錄也有幸被保存下來了，成為研究李立三在最後一次的考驗面前，始終如一地堅持黨性原則的有力見證。

李立三詳細地講了安源時期、五卅運動時期、武漢政府時期三個歷史階段的真實歷史。他說，安源時期，「1922年9月，快要罷工時，主席派**來安源」，「罷工期間**初到，認識人少，我認識人多。工人們把我保護起來，由**出面。《燎原》電影，就是反映這個事。電影中的雷喚覺，是把我與**寫成一個人。」又說：「二七罷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發之勢。」這時我從安源被調走，**按照**的指示精神，領導那裡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脅礦上，但沒有罷工」，因此，「安源沒有受到鎮壓」。**是正確的。他得出結論說：「這段時間（半年）中，我和**在一起工作，這一段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李立三接著講了五卅運動時期。他說，五卅運動中我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調來擔任總務部長（類似秘書長性質）。由我出頭露面。當時工商聯合會，我代表工人去的。工會具體工作，**做得多，我做得少。「這段期間與**相處三個月，也看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是武漢時期，1926年到1927年，全國總工會，我是負責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鬥爭中，「**是支持群眾的。這段時間也沒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離開了武漢去搞南昌起義，這以後就再沒有和**一起工作。總之，「這三個階段沒有看出有什麼大問題。」

……

無論從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還是從李立三、**當時的特殊處境來看，李立三面對極端險惡的形勢，勇敢而公正地為已經成為「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如此「作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從那以後，還有各種各樣的「人物」來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讓他「立新功」，貢獻出**的「叛徒」材料或者別的一些老幹部的什麼「罪行」。因為他們都知道李立三在黨的歷史上是黨中央的重要負責幹部，掌握許多老幹部的情況。然而，李立三就是不買賬。他以對黨負責的態度，以自己正直、無私的優良品格，實事求是地講述他所知道的幹部的歷史功過，永葆了自己作為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氣度和節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