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自殺之謎(1)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計劃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同時通知他參加下午還將舉行的批鬥會。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他身體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鬥會實在也不能參加。造反派做了讓步，允許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鬥會必須參加！

當天下午3點，批鬥會現場早已擠滿了人，但就是不見主要批鬥對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後，主持人宣布批鬥會因故改期。

而與此同時，造反組織的「常委」們正處於焦頭爛額之中，他們來往於華北局機關、二機部宿舍和北京醫院之間，紅色保密電話正與周恩來辦公室、謝富治辦公室和公安部門頻頻聯繫……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華北局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同時留下遺書一封。

遺書上云：

最最敬愛的**：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李立三死後，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放出風來說：6月21日李立三與李莎在汽車上分手時，他的「特務上級」李莎向李立三發出要他自殺的指令，意圖滅口。安眠藥是李莎交給李立三的。

華北局機關幹部對李立三之死，議論紛紛，紛紛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種種解釋都讓人疑竇叢生。其中最關鍵的疑點，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殺的「毒品」，也就是大劑量的安眠藥，究竟從何而來？

由於真正的知情人為數極其有限，所以始終沒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結論。而那「權威人士」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因為：

其一，據1967年6月22日下午，華北局某造反組織向中央寫的「關於李立三突然死亡情況報告」中稱：「6月21日下午，××總部即召開鬥爭會，把李（立三）和李的老婆一起鬥了三個小時。斗完后，將李和其老婆交給我聯絡站，我們將李夫婦同車送回住處，李在車上向其老婆要求給他捎幾副藥品（硫磺蛋白、降壓靈、索密痛）和煙嘴，兩人並作了如下對話……」

而據6月21日當時押解李立三夫婦的常某（批鬥李立三聯絡站的北京地質學院學生）6月22日的交代稱：

昨天李（立三）與李莎在車上對話：

莎：你什麼時間來的？

李（立三）：十點來的。

莎：（在）哪裡吃飯？

李：在機關吃的。

莎：走了。

李：再見。

這是押解人常某寫的李立三夫婦在車上的談話內容。根本沒有向李莎要「幾副藥品」的內容，更沒有要安眠藥的內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婦上了同一輛汽車，原以為是送他們回家。誰知車行到文津街人民醫院附屬醫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車轉到另一輛汽車去時，李莎當時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們分開的思想準備。也就是說，她怎麼有機會在這時向李立三下達「讓其自殺的指令」呢？在這種情況下，李莎怎麼會有可能當著常某的面把安眠藥交給李立三呢？

其三、據說，1970年華北局機關幹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時（這時，作為秘書的我已去甘肅省農村落戶，沒有機會參加這次追查活動），原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又說，「李立三自殺時服的安眠藥是他自己早有思想準備，早就帶在自己身上的。」這種說法同樣毫無根據。

李立三服用安眠藥有幾十年的歷史，這點我們當秘書的最了解。晚上沒有安眠藥，他不能入睡。華北局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鬥爭的矛頭首先是對著李立三的。李立三一直處於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當時，出於安全考慮，為防不測，我曾經給李立三的服務員胡玉珍明確提出要求：必須加強對安眠藥的保管，每晚只給李立三兩粒（這是李立三習慣服用量），不能多給。我說，出了問題，你要負責（李立三服用的藥品包括安眠藥，都是由服務員從北京醫院取回，由服務員保管配發給他）。胡玉珍說，她是嚴格按照我的要求辦的。後來，在李立三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服二粒安眠藥不能入睡，就找服務員胡玉珍要安眠藥。胡玉珍對他說，李秘書早有交代每天只給兩粒，堅持多要不給。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對著我大發脾氣，追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安眠藥。我笑著回答說：「立三同志，我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靜，向我吼著，「這簡直是笑話，幾十年風風火火我都過來了，難道還經不起這次考驗？你不就怕我自殺嗎？自殺是叛黨行為，這點我明白，難道我能走上叛黨的道路嗎？簡直是笑話。」表現得很激動。但無論李立三怎麼發火，我始終是笑著向他說：「立三同志，請您原諒，這是我的職責，完全是好意，為了您好。」談話只得不歡而散，他對我沒有辦法。事後我對胡玉珍更加明確地要求：把安眠藥保管好，控制好。這說明，服務員每天給他送兩粒安眠藥，他每天必須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積攢起來。也就是說李立三根本沒有自帶大量安眠藥在身上的可能。